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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的中医与思想史上的中医 (2)
废止中医的思想源自日本废止汉医的政策选择,属于照瓢画葫芦。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的确值得关注,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告别农耕、幕府分封,迅速走向工业化,一度领先东亚,由世界文明的差等生成为优等生,由中华文化的学生成为中国西化的先生。然而,狂妄的征服欲导致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肆意扩张,遭到世界和平阵营的抵制与打击,使其沦为政治上、军事上受制于他国的二流国家。“五四”时期,留日学生心中盘桓着日本的文化选择与中国的文化选择,抛弃孔子学说与抛弃中医理论有着相似性。一是日本的社会变革转型成功,成功者的选择(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包括废止汉医)是不容怀疑的。二是儒学(中医)与现代生活(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科学技术)不相适应。三是思想行为模式是国民性的细胞,儒学(中医)思维不除,国民性不易,科学思维不立,现代化难成。四是民族救亡的激愤转化为文化批判的激情,难以冷静分析与取合,往往偏激者占据辩论的制高点。五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强化了新旧价值的断裂与对立,崇新贬旧,喜新厌旧成为认知惯性。

  事过境迁,时势巨变,救亡危局下的激愤归因、激进思绪、决绝选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民族自信、稳健选择格格不入。现如今《中医药法》颁行,中医发展步入从容稳健期。但是,我们依然要反思崇日派的所思所想,在今天,部分“精神日本人”不仅在台湾省制造“去中国化”、重返日治时代,还在中国大陆利用一切中药毒性事件向中医发难,从理论上清理日本对于中医的态度十分必要。明治年间,日本废止汉医、奉行兰医是以一种外来医学替代另一种外来医学(日本学界并未完全中止汉医的文献研究,在中医学术源流经典研究、人物研究及临床腹诊、体质学说的继承与创新方面有诸多建树),而中国废止中医则是根除本土文化的医学传统、健保资源,割裂传统,其代价不可轻估。中医与国民性的关系,要做具体分析,不能将所有的陋俗、迷信全都归结于中医。认知模糊性、混沌性,医者易(意、艺)恰恰是医学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表述,也是医学人学传统、叙事医学、灵性照顾的思维基础。传统医学与现代生活的适应性问题,不能全盘割裂,有不适应的地方(如传染病的群体防控,基础医学研究),需要改进,甚至脱胎换骨,但也有适应的地方(疑难症,老年疾病的调养与调治),也就是说,传染病时代、公共卫生时代,中西医两个回合的博弈,中医丢失了制高点,但慢病时代、老龄化这个回合才刚刚开启,中医有重新占据制高点的机会。如果中西医携手,慢病时代的全人医疗会催生出许多新的思路与办法来。

  丁文江、傅斯年当年讥讽、批评中医的基本点是中医不科学,包括形态结构认知不确切,病因、病理、药理解读不客观,诊疗路径不标准,疗效评价不齐一等等,可惜,这两位都不是医学家(无论中西),更没有临床的体验,他们眼中的医学是标准(物理学范式)的科学推理与技术干预。由余云岫发起的废止中医的闹剧以夭折而收场,但作为妥协,中医界也承诺创立国医馆,逐步走上科学化(实验研究)的道路,包括病名规范化,诊断指标、疗效判定标准化,药理的生化分析,剂型改革等等,时至今日,还在科学化的隧道里蹒跚前行,令人尴尬的是,无论中医界如何卖力地科学化,都不被持有科学主义“有色眼镜”的裁判认可,甚至讥讽为伪科学,或者当科学化初见端倪之时,却蓦然发现中医的精髓神韵(医者意也)丢失了。于是有人发牢骚:不科学化是等死,科学化是找死。出路在哪里?许多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中医学人在苦苦探索,有两个价值向度值得深究,一是科学化与科学性的辨析,二是科学与文化的通约性分析。先说第一个,医学在西方知识谱系中就不是纯正的科学,因此,医学常常与科学技术并称为STM,背后是物理学范式与生物学范式之别。薛定谔认为有一个高于普通物理学的生命物理学(新物理学)存在,并用以解读生命的本质规律。医学不仅是生物科学,更是生命之学(人学),既有科学性,也有人文性、社会性,还有灵性的空间(生命终末期就有灵性照顾的需求)。科学化的本质是实证主义(证据主义、对象化、客体化)宰治下的规范化、数学化、标准化,而医学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实用主义(救死扶伤,疗效大于原理阐释)与人文主义(有德、有情、有灵)交相辉映之下的生命理解与干预的技艺。大师奥斯勒的经典表述是:“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这与传统中医的“医者易也”“医者艺也”的认知有哲学洞察与意趣上的类同。如今,尽管基因组学、细胞组学、蛋白组学,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的研究如火如荼,但许多临床难题(疑难疾病、罕见病,甚至常见病)依然无解、无效、无奈、无能、无力,于是,医者还在怀念一百年前去世的特鲁多大夫,“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与中医的“膏肓之境”隐喻相近)依然是临床大夫敬佑生命、敬畏疾病的座右铭,协和医院张孝骞大夫奉劝中青年大夫的至理名言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非“哥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此外,医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医学全球化语境中的在地化问题,二是对本土医学资源的尊重、挖掘问题,医学不是物理学、化学、数学,后者没有地域差别,没有德国几何学与法国几何学的差别,但疾病谱一定有地域差别,即使是形态、功能、代謝层面也有民族体质之差,人类学家还挖掘出心理、行为、思维类型的民族差异,所谓有了全球化的现代医学,就必须取消传统的本土化医学,或者“中国医学”必须彻底融入“世界医学”(现代医学)的宏论不过是幼稚的科学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人类学开启了医学的文化向度,生老病死,苦难、残障都不仅仅是科学与技术问题,还是文化心理的映射问题,国人怕死不怕苦,痛不欲生,却还抱定好死不如赖活,穷生富死,大量财富用于无畏、无效、无谓的临终救治,永不言弃,苦熬硬撑死扛,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这些都无法在科学与技术层面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那是一份生命的觉悟,一次生死文化的豁达。电影《刮痧》里,怀揣美国梦的中国工程师李大同,在一次父亲采用中医民间疗法处置儿子感冒事件中被扣上“虐待儿童”罪名,因而失去监护权(类似的还有中国产妇“坐月子”的习俗,被科学主义者大加挞伐,视为陋俗)。深究起来,美国的幼儿教师、社工、法官都对“刮痧”这一中医疗法及神奇疗效茫然无知,仅凭儿童背部瘀斑就认定“虐待行为”成立,随着中美文化交流的深入,相信美国的幼师、法官会逐渐接受这一来自中国的自然疗法。近年来,美国泳坛名将菲尔普斯使用中医的针灸、拔火罐快速疗伤,不误训练比赛的报道惊异美国舆论界,想必也会刺激对中医持有成见的科学主义信徒。

  中医的类型意义与思想资源的价值不限于新知开启,如屠呦呦从《肘后方》里引出青蒿素发现的原点意念,针麻的类麻醉效应,经络护理(刮痧、点刺、儿童指端按摩)对症状学廉便处理技能的丰富。不仅如此,作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坚实的“他者”(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都迥异),具有拯救现代医学迷失的社会文化价值。“二战”以后,现代医学陷入深深的现代性魔咒,表现为:机器诊断工具、治疗手段越来越多,医患情感越来越冷。医生做的越多,社会抱怨越多,甚至导致医学的污名化、医生的妖魔化。医生越忙越乱,越忙越苦,幸福感缺失,职业倦怠加剧。患者懂得越多,误解越深。医学占据众多技术制高点,却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医患之间,医学、医院与社会大众之间,理应缔结情感一道德共同体,继而成为价值一命运共同体,却沦为相互搏杀的利益共同体,医患关系恶化。战争模型下病越治越多,病魔越治越刁,超级细菌、难治性感染死灰复燃,人类在传染病回合固守的阵地不保,由老龄化所导致的慢病回合又不期而至。在慢病时代,战争模型(杀戮、控制)失灵,替代模型(人工心肺、叶克膜、人工肝、人工肾、肠外营养)太贵,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不死不活”的植物人生存境遇,毫无尊严的生存却要消耗宝贵的社会医疗资源和有限的家庭资财,人类在死亡面前恋生恶死的巨大黑洞无法用技术与财富填充。怎么办?现代医学的人文拯救的历程中许多方面可以向传统学习、借鉴,古为今用、古慧今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传统中医里富含着生命与救疗的智慧,如阴平阳秘、德全不危,蓄德—涵气—养性—养生的健康意识,生命历程的稳态平衡思维(阴阳学说),医患中大医精诚的道德自律,入情入理、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的人际交往,疾病中超越抗争(战争模型)的共生思维与和合意识(稳态维护的带病延年),疾苦中富有民间信仰特色的生死辅导及灵性空间的开启(得神—失神说,孟婆汤与奈何桥的隐喻,厥汗与回光返照阶段的灵然独照与灵性关怀,这些曾经被指责为迷信),未雨绸缪的先手棋(治未病),疾病关注之外的身体素质调摄(将息养生、体质维护)。我们不必事事拘泥传统、价值上彻底回归传统,但在前行的道路上,回望传统,与传统对话,继而发扬传统,不失为生命探索者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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