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箫英雄榜作品相关　明朝统治的危机

　　萨尔浒战后两年，明神宗病死。明廷围绕皇位继承而形成朋党的纷争。明熹宗时，山东地区爆发了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四川、云、贵地区的彝族也发动了反明的战争。金军进而攻占了辽东，构成明朝的重大威胁。明朝内外交困，执政者仍在相互倾轧。明朝的统治日益陷入深刻的危机。

　　皇位继承与朋党纷争：

　　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辽东震动。明朝拘逮杨镐，起用前辽东巡抚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代杨镐经略辽东。一六一九年（万历四十七年）七月，熊廷弼至沈阳、抚顺等地招抚流民，见数百里无人迹。大学士方从哲上疏，请将增兵发饷章奏，批下办理。明神宗不理。九月，方从哲等清神宗召见群臣，商议战守方略。吏部尚书赵焕也率廷臣，请神宗临朝议政，神宗命中官（内监）谕退。明神宗晏处深宫，长期不理朝政，金国大兵压境，依然晏安自若。朝政均听内阁臣僚经理。

　　明中叶以来，皇帝不临朝听政，由内监传达旨意。内监与内廷后妃相结纳，成为皇帝左右的政治势力，进而结纳一些朝官和言官，干预朝政，与内阁臣僚对立。明制，自御史大夫至六科给事中监察内阁和六部官员，职任甚重，与朝官往往水火。内廷与朝官，言官与阁臣矛盾交错，又相互结纳，形成对立的朋党。一五九四年（万历二十二年），被削职的吏部考功主事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与高攀龙（原行人司行人，进士）及钱一本（御史）、薛敷教、史孟麟、刘元珍、安希范及弟顾允成等聚众讲学，号称“东林八君子”。一六○四年，东林书院重修落成，江浙文士在此集会立约，互称同志。东林同志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品评官员，因而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东林得到淮阳巡抚李三才的支持。朝中官员与东林文士结纳，被指为朋党，诋为“东林党”。东林官员也指责朝中一批反对他们的官员为齐党（给事中亓诗教）、浙党（以昆山人顾天峻为首，又称昆党）、楚党（以宣城人汤宾尹为首，又称宣党）。东林党与齐、浙、楚三党相互倾轧，明争暗斗。万历末年，三党执政，东林监生汪文言设计离间齐、浙两党官员，东林官员又渐得势。

　　万历中叶以来，朋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立太子，即所谓“国本”、“建储”。神宗王皇后无子，恭妃王氏生子常洛，为神宗长子。神宗宠妃郑贵妃生子常洵。顾宪成、钱一本在朝时，均曾上疏请立长子常洛为太子，钱一本因而被黜。一六○一年（万历二十九年），神宗诏立常洛为太子，常洵封福王，但仍在朝，一六一四年始去洛阳藩邸。一六一五年，蓟州人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常洛的慈宁宫，打伤守门太监，被捕入狱。供出系由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引入。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讯，奏称张差“若涉疯颠”。刑部主事王之寀至狱中提审，供称受太监指使，因而怀疑郑贵妃。刑部尚书张问达受命审讯。东林官员给事中何士晋上疏，指斥郑贵妃弟郑国泰有主谋之嫌。结果何士晋被谪官出朝，张差以疯颠定谳处死。此案后被称为“梃击”案，长期成为朋党争议的课题。

　　常洛母王妃于一六一二年病死。一六二○年三月，王皇后亦病死，郑贵妃专宠。七月，明神宗病死。病中郑贵妃留居宫中侍疾，太子常洛半月不得入见。东林官员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大学士方从哲建言，率群臣入宫问疾，又联络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请太子入宫侍疾，以防宫中有变。神宗死前，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及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张问达等，遗诏辅立太子。八月朔日，太子常洛即帝位（光宗），年三十九。改年号泰昌。

　　光宗即位，内阁辅臣只有方从哲一人。给事中亓诗教依从哲意，推吏部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入阁。二人俱在籍，未及入朝，又以礼部侍郎何家彦、刘一燝、韩爌等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召前大学士叶向高入阁。光宗即位后，郑贵妃结纳光宗宠妃李选侍，请立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亦请晋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因内阁沮议，均未得立。光宗病，内侍崔文升进泄药，光宗一昼夜泄三、四十起，臣僚又怀疑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谋害光宗。杨涟上疏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又与御史左光斗、吏部尚书周嘉谟等迫使郑贵妃自乾清宫迁出，移居慈宁宫。光宗病危，召见张惟贤、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三十一人入宫，册李选侍为皇贵妃，不立后，又命方从哲等辅立皇长子由校。鸿胪寺丞李可灼进所谓“红丸”药，自称仙方。光宗服后，九月朔日病死。

　　皇子由校生母王才人，一六二○年病死。光宗死后，李选侍与由校居乾清宫。刘一燝与内监王安骗过李选侍，扶由校出宫，至文华殿，与张惟贤等叩头呼万岁，拥由校居慈宁宫（太子宫）。尚书周嘉谟等官疏请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移居哕鸾宫（宫妃养老之宫），以防止选侍干政。首辅方从哲犹豫徘徊。御史左光斗上疏直斥李选侍，并说“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李选侍大怒，宣召左光斗，左光斗拒不赴召。给事中杨涟力促方从哲定议移宫，并严词抗疏说：“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刘一燝、周嘉谟等共助其事，李选侍被迫移居哕鸾宫。皇子由校还居乾清宫，即帝位（熹宗），年十六岁。改明年年号为天启。

　　神宗死后，光宗、熹宗两次皇位继承中的移宫事件，实质上是朝官与内廷争夺政权的斗争。东林朝官连续挫败郑妃和李妃等内廷势力，遂得以掌握朝政。阁臣叶向高、韩爌，言官杨涟、左光斗都是东林的中坚人物。万历时被黜、在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讲学的邹元标（原南京礼部尚书），光宗时起为大理卿，进为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还朝。与顾宪成、邹元标合称“三君”的赵南星，原在东林讲学，光宗时起为太常少卿。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高攀龙，也在熹宗即位后起为光禄丞，次年进为光禄寺少卿。东林党官员在朝中权势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大学士方从哲庸碌柔懦，被东林言官指斥纵容崔文升、李可灼，熹宗即位后，当年即辞宫致仕。东林官员势盛，转而攻讦异己。邹元标倡“和衷”之论，说“朝臣和，天地之和自应”，反而遭到讥讽。

　　李选侍移宫后，年少的熹宗在内廷无所依恃，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幼时侍奉他的太监魏进忠，进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客魏相结，内廷与朝官的斗争仍在继续。

　　山东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

　　明熹宗即位不久，山东、河北地区即爆发了徐鸿儒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山东、河北是白莲教流行的地区。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利用白莲教秘密组织起义，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明初，白莲教曾遭到禁断，但仍在民间秘密流传。万历时，闻香教主王森在京东滦州石佛庄传教，教徒遍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教徒有大小传头、会主等名号。各地教徒用竹筹传递消息，一天可传数百里。一五九五年（万历二十三年），王森被官府逮捕入狱，行贿得释，继续传教。一六一四年，因与弟子李国用不和，相互攻击而暴露。王森、李国用均被逮捕，王森死于狱中。此后，王森子王好贤及门徒于弘志继续在河北武邑、景州一带传教。门徒山东郓城人（原籍巨野，迁居郓城）徐鸿儒在山东地区传教，先后二十年，信徒发展到二百万人。

　　熹宗即位，山东地区大旱，民不聊生。明朝在辽东与金兵作战，在山东地区加派赋税，更加激起农民的反抗。山东驻军被调往辽东，地方兵力薄弱，又为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时机。一六二二年（天启二年），山东徐鸿儒与河北王好贤、于弘志联络，预定中秋节在河北、山东同时起义。由于起义的计划被泄露，徐鸿儒提前在五月十一日举兵。

　　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建年号大乘兴胜。起义军以红巾作标志。教徒纷纷献出家产，参加起义。徐鸿儒将起义者的家属老幼安置在梁山泊内，率领起义军占领距郓城二十里的梁家楼，当地人民起而响应。起义军计划先夺取郓城、钜野、嘉祥，然后占领济宁，截取漕米。

　　五月十三日，徐鸿儒率众占领郓城，震动曹、濮二州。起义军进攻钜野和兖州，遭到明军攻击，郓城也被明军夺去。徐鸿儒整军东下，攻占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人。

　　山东各府州县请求省城出兵救援，省城兵力有限，难于应付。明朝廷命令各地方招兵买马，组织地方武装应急，又将赴辽东前线的粤军和准备开赴京师的秋操班军留在山东，镇压起义。起用退职家居的原大同总兵官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协同山东巡抚赵彦进讨徐鸿儒。

　　徐鸿儒领导的起义军，于六月十日攻占紧靠运河的夏镇，切断明朝南北粮道，一次就掳获粮船四十多艘。进而打败围攻邹县的明军，击毙明朝都司杨国盛、游击张榜，乘胜围攻曲阜、郯城，声势大震。

　　七月，于弘志在阜城、武邑起兵响应，进攻景州。赵大也在艾山起义，奉刘永明为安民王，与徐鸿儒部取得联系。各地起义军日益壮大，发展到十几万人。

　　面对起义军的蓬勃发展，天津巡抚李邦华、保定巡抚张凤翔分别派兵支援山东。于弘志部起义军遭到镇压，刘永明也被捕牺牲。

　　徐鸿儒集精锐于邹县、滕县之间，准备进攻兖州，被赵彦、杨肇基率领的明军战败。徐鸿儒退入邹县城中。九月，明军攻下滕县，围困邹县。徐鸿儒率众坚守到十月，城中粮食告尽，叛徒侯五、魏七缚徐鸿儒出降，明军占领邹城。起义军四万七千余人被俘，徐鸿儒英勇就义。王好贤逃往扬州，后来也被逮牺牲，起义失败。

　　徐鸿儒死后，余部仍然在各地坚持战斗。直到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才被消灭。

　　四川云贵地区的彝族反明战争：

　　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罗罗），早在洪武年间，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招纳汉人，日益强大。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汉人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

　　九月十三日，奢崇明以援辽为名，遣军将樊龙、张彤领兵赴重庆，在点名场刺死四川巡抚徐可求，杀道臣孙好古、重庆知府章文炳等官员。明总兵黄守魁被擒自杀。何天锡等在城内响应，彝兵占领重庆。

　　奢崇明、奢寅领兵攻陷遵义（万历二十九年改播州为遵义），北上焚劫纳溪、沪州、江安等地。遣使联络石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马千乘妻）反明，被良玉拒绝。秦良玉率部至重庆郊外，与樊龙、张彤部相持。

　　十月，奢崇明出长宁，奢寅出合江，罗乾象、朱国恩出纳溪，各统数万兵分路向西北推进，围攻成都。明布政使朱燮元督率兵民坚守。奢氏派入成都的刘训自请率兵三百五十人守南城，图为内应，被朱燮元发觉，斩首。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正月，奢氏部将罗乾象暗中降明，密报军情。奢崇明父子屡战失利，解围拔营而走。明廷擢升朱燮元为巡抚。

　　二月，朱燮元督率明军与秦良玉部属战败张彤，夺得攻取重庆的要道二郎关。四月取佛图关，直逼重庆城下。五月，奢寅进援重庆，兵败退归永宁。樊龙突围走，被明军截杀。明军收复重庆，杀张彤。六月，奢崇明部将宋武等擒何若海降明，奢崇明败退。

　　奢崇明、奢寅退后，得到水西等地的支持，军势复振。水西宣慰司为奢崇明妹奢社辉执掌（妹夫安尧臣已死）。子安位，年仅七岁。奢社辉与同知安邦彦拥立安位为罗甸王，起兵攻陷毕节、乌撒、安顺，直趋贵阳。贵州巡抚李澐、巡按御史史永安督军民抵御。彝兵围困贵阳城。一六二二年十二月，新任巡抚王三善率兵援救。安邦彦解围，退兵陆广河外。

　　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正月，安邦彦与奢崇明部联合云南安效良部兵，击败明军。彝族各部见明军失利，纷起响应安邦彦，声势大振。

　　四月，奢寅部将安銮率部降明，明军收复遵义。奢寅身受重伤，与奢崇明退归永宁。安邦彦发兵来援，被明军击溃。明军收复永宁，奢崇明父子逃往水西。云南亦佐县安应龙与需益州补鲊起兵反明，被巡抚闵洪学击溃，安效良缚安应龙降明。安邦彦派遣部将陈其愚诈降王三善。

　　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正月，明军乏饷，王三善率兵还贵阳。陈其愚中途邀截，杀王三善，大败明军。安效良再起兵反明，与安邦彦合。

　　明廷因川、贵、云三省分治，事权不一，五年命朱燮元总督川云贵广西军务，移镇遵义。燮元厚赠降明奢寅部将阿引等，放归奢氏，以为内应。六年（一六二六年）正月，阿引等密约明军来攻，杀奢寅归明。奢崇明兵败乞降。朱燮元以父丧归里。安邦彦得以从容休整，奢崇明受抚复叛。

　　明失辽东：

　　萨尔浒战后，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在辽东整饬军纪，修筑城濠，制造兵器，并奏请调集十八万兵分驻要地，边防渐有起色。熹宗即位后，御史台弹劾熊廷弼“无谋”、“欺君”。一六二○年十月，熊廷弼辞官。辽东巡抚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接代辽东经略。

　　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三月，金努尔哈赤亲统大军攻打沈阳，水陆并进。明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二将战死。金军迅速攻占沈阳，乘势攻取辽阳。

　　辽阳是明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在地，是辽东军事和政治的中心。袁应泰急撤奉集、威远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壕，沿壕列火器，军兵四面环守。金兵来攻，袁应泰亲自出兵督战，兵败。袁应泰宿城外军营防御。金兵掘城西闸放壕水，自城东进兵度壕，战败守城诸将。袁应泰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固守，诸军列盾大战。袁应泰兵败，自缢死。张铨被俘，不屈，被害。金军得辽阳，先后占领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得辽阳后，诸贝勒均主张还师。努尔哈赤说：“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四月，金国自赫图阿拉迁都辽阳，作为新的据点。八旗人户也迁居沈阳、辽阳一带。明失辽东，整个形势不同了。

　　金攻陷辽阳，辽河以西军民纷纷逃窜，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明廷擢任广宁守将王化贞为巡抚，收集散亡，人心稍定。又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王化贞部署诸将，沿辽河设六营分守。熊廷弼以为今日只宜守广宁，不宜分兵。如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堡也将不能守。王化贞遣部将毛文龙袭取镇江（今丹东市九连城），金兵围攻四卫屯民。朝廷以取镇江为奇功，熊廷弼则斥为奇祸。经略与巡抚，诸多不合。王化贞拥兵十四万在广宁，不听节制。熊廷弼在关上，徒具虚号。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向广宁进兵，围困四平堡。王化贞尽发广宁兵出战，在平阳桥与金兵相遇。总兵刘渠、祁秉忠在沙岭败死。部将祖大寿逃走。王化贞部下中军孙得功降金，为内应。王化贞弃广宁南逃。与王相遇，随同溃兵难民入关。金兵追至塔山回师。四月，明廷拘捕熊廷弼、王化贞入狱，审勘兵败丧师之罪，并判死刑。

　　东林党与阉党的倾轧：

　　明失辽东，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朝廷内部仍在结党互斗。熹宗少年即位，处理日常章奏，多委之内监。皇帝自宫中传旨，例由内监传谕，客、魏等因得预政。东林官员夺得朝中政柄后，为要巩固其权势，就要战胜内廷势力。客氏、魏忠贤（魏进忠改名）等结纳朝臣，形成阉党，为要巩固权势，操纵朝政，也不能不反击东林，进而迫害不附己的朝官。熹宗一朝，东林党与阉党争夺政权而展开的斗争，通过一系列事件而愈演愈烈。

　　追论三案 熹宗即位后，高攀龙、邹元标等交章追论崔文升进泄药、李可灼进红丸事，首辅方从哲因而去职。言官又进而追论万历朝张差梃击案，弹劾郑贵妃弟郑国泰及侄郑养性。李选侍移宫时，内监田诏等曾乘机盗取宫中宝物，被揭发，交法司按治。刑部尚书黄克缵秉承魏忠贤意，疏请宽宥。御史焦源溥上疏反对，并将张差梃击案，李可灼进红丸案与李选侍移宫案，一并追论。说李选侍一宫人“阻陛下于暖阁，挟陛下以垂帘”，“移宫始末不可得为抹杀，盗宝诸阉不可得为宽宥。”李选侍移宫后，已被熹宗削去贵妃封号，在宫中厚养，不再预政。焦源溥疏追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显然旨在打击内廷。此后，东林官员相继上疏追论三案，实际也是企图削弱客、魏，争取熹宗，政治目的是明显的。

　　但是，深居宫中的熹宗如果失去内廷的依恃，势将成为孤立无与的虚位，政权将全归朝臣。这当然是熹宗和明皇室所不能容忍的。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正月，熹宗下诏嘉奖魏忠贤“侍卫有功”，又赐客氏田二十顷。御史王心一抗疏，说“梓宫（光宗柩）未殡，先念保母之香火；陵工未成，强入奄寺之勤劳，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熹宗不听。四月，熹宗立皇后张氏，礼成，赐魏进忠名忠贤，荫侄二人。给事中程沅奏称“祖制非军功不袭，国典不宜滥与”，熹宗又不听。大学士刘一燝奏请遣客氏出宫，熹宗以护祐皇后为名，说等待皇考（光宗）大葬后再议。五月，客氏与魏忠贤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劾奏内监王安出宫，又命参与盗宝被赦出狱的内监刘朝杀王安，奏称自杀。王安被杀，斩断东林朝官与内廷的联系，客、魏更加擅权。九月，光宗葬礼完毕。刘一燝再请依前旨，遣客氏出宫。熹宗被迫遣出客氏，不久又召客氏入宫。吏科给事中侯震旸上疏再谏，直指“宫闱禁地，奸珰群小睥睨其侧。”熹宗怒，贬侯震旸。廷臣连续上疏请逐客氏，都遭贬谪。十月，东林要员叶向高进为首辅，请停“中旨”，凡事均由阁臣议拟。熹宗当然不予采纳。

　　客、魏得熹宗支持，权势日盛。吏部尚书周嘉谟力救被贬的言官，并将劾奏王安的给事中霍维华调出朝外。魏忠贤指使给事中孙杰劾奏周嘉谟受刘一燝嘱，为王安报复。周嘉谟请辞，魏忠贤矫旨罢周嘉谟。叶向高疏请留周嘉谟，不报。左都御史张问达进为吏部尚书，邹元标为左都御史。官员黜陟之权，仍操在东林党人手中。

　　一六二二年春，客、魏集团指使孙杰攻讦刘一燝。刘一燝上疏自辩，辞官，得熹宗允准。叶向高上疏称“客氏既出复入，一燝顾命大臣，乃不得比保母。”熹宗不理。东林官员继续上疏追论三案。王之梃因梃击案被贬，恢复故官，上“复仇疏”，追论梃击、红丸二案，说是为先帝复仇。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劾方从哲包庇李可的。光禄少卿高攀龙又劾郑养性，并请将崔文升“明正典刑”。大学士韩爌、吏部尚书张问达等亦上疏追论红丸案。熹宗将李可灼遣戍，崔文升放南京。

　　朋党交争 朝官与内廷，东林与客、魏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天启二年春，给事中侯震旸等上疏劾大学士沈交通内阉，并劾客、魏搆杀王安。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攻沈，并直斥魏忠贤“目不识丁，阴贼险狠。”刑部尚书王纪，也劾沈与魏忠贤交通事。七月，沈也劾王纪审讯熊廷弼狱时，包庇廷弼。熹宗以王纪回奏违慢，斥为民。叶向高上疏说王纪、沈交攻，王纪被斥非其罪。诸臣交章救王纪，熹宗不允。沈也上疏请辞，得准辞官。

　　十月，东林要人左都御史邹元标，因在京建首善书院讲学，被劾。魏忠贤传旨“宋室之亡，由于讲学。”邹元标被罢官归里。新科状元文震孟，授翰林院修撰，上“勤政讲学疏”，辩及邹元标事。魏忠贤传旨廷杖文震孟，大学士韩爌力救。文震孟被贬秩调外，罢官归里。邹元标去后，工部右侍郎赵南星继为左都御史。

　　沈罢后，廷推原礼部尚书孙慎行入阁，熹宗不予点用。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正月，依附魏忠贤的礼部尚书顾秉谦、南京礼部右侍郎魏广微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礼部右侍郎朱国桢、朱延禧也同时升任尚书入阁。内阁自首辅叶向高以下，原已有韩爌、何家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五人，现增至九人。魏忠贤倚信的顾、魏入阁，使内阁也陷入党争。

　　三月，御史周宗建因被魏党给事中郭巩劾奏误荐熊廷弼，上疏反驳郭巩并直攻魏忠贤。称王安死事为魏忠贤“一大罪案”，并说“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声势，反假中涓而重”，历举黜侯震旸、黜王纪、去邹元标、逐文震孟等事，是“内外交通，驱除善类。”（《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熹宗企图平息纷争，郭巩、周宗建经廷议各夺俸三月。三月，朱国祚辞官获准。七月，史继偕致仕。

　　一六二三年（天启三年癸亥），为官员考察之年。左都御史赵南星助吏部尚书张问达主京察。在京庶官年老有疾、贪酷失职及才力不及者凡二百三十五人，分别革职或降调。南京官员不胜任者也分别降调。赵南星在万历朝曾任考功郎中，参与京察。因忤齐、楚、浙三党，被贬官为民。癸亥京察时，赵南星力斥三党官员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赵南星不听，著《四凶论》攻亓诗教等，终于罢黜。此前，周嘉谟为吏部尚书时，三党的重要官员多已被罢离。经赵南星再次计察，三党在朝官员所余无几。同年十月，吏部尚书张问达致仕。赵南星进为吏部尚书，又掌握了官员黜陟之权。魏忠贤颇重赵南星盛名，曾遣甥傅应星谒见，赵南星不纳。大学士魏广微三次来访，赵南星均拒不会见。叶向高、韩爌等执政，赵南星掌吏部，魏忠贤等阉党不能不有所顾忌。赵南星等东林官员不与阉党合作，因而获得清誉。但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自诩，对三党官员心存报复，对政见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被东林排斥的官员，便投依阉党求存。东林执政后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客、魏的势力却日渐增长了。

　　内廷中，后妃与客、魏之间也在互斗。熹宗皇后张氏深恶客、魏，常对熹宗指责客氏、魏忠贤过失，并曾面斥客氏，欲绳之以法。张后怀孕，客、魏派亲信宫人侍奉。张后不久流产，有人怀疑是客、魏指使宫人用计堕胎。熹宗裕妃张氏也与客、魏不合，竟被客、魏幽禁于别宫，饿死。成妃李氏也遭幽禁，被斥为宫人。张后孤立无援，客、魏逐渐驱逐宫中异己势力，掌握了内廷。

　　客魏专权 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受命总督东厂，成为朋党之争的一个转折。东厂设于明成祖时，用以缉察官民，例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提领，直属于皇帝。东厂掌刑，理刑官员由锦衣卫军官担任。北镇抚司专治诏狱。神宗时厂卫已很少缉事。魏忠贤掌东厂，厂卫成为镇压异己的工具。一六二四年四月，给事中阮大铖指使同官傅櫆与魏忠贤甥傅应星劾奏内阁中书汪文言与左光斗、魏大中（吏科都给事中）交通为奸利。汪文言曾在万历朝离间齐、楚、浙三党，交结内监王安，又曾出入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之门。劾奏汪文言，意在株连东林官员。汪文言下镇抚司诏狱，镇抚刘侨只将文言革职，不株连他官。魏忠贤将刘侨削籍，另任亲信许显纯为镇抚司。此后，又命左都督田尔耕掌锦衣卫事。魏忠贤从此完全掌握了厂卫。

　　一六三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说自宫廷至大小臣工不知有皇上，只知有忠贤。“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杨涟疏上，魏忠贤惧，求韩爌调解，韩爌不理。魏忠贤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进言。熹宗下诏切责杨涟。朝官相继上疏，先后百余疏，熹宗均不理。大学士叶向高上奏说，杨涟一人之言，容有过激。未几而诸疏继至，举朝閧然。皇上如想保全魏忠贤，不如叫他自请归第，远势避嫌。熹宗旨复，称忠贤勤劳，责群臣附和。叶向高告请归籍。

　　朝官攻魏党，遭到失败。客、魏集团利用厂卫，转而迫害朝官。叶向高去后，魏党顾秉谦成为首辅。顾秉谦与阁臣魏广微同谋，用墨笔点《缙绅便览》一册，点出叶向高、韩爌、杨涟、左光斗、周宗建等百余人，称为“邪人”，密告魏忠贤，逐步设计陷害。又点出依附魏党的“正人”六、七十人，以备进用。十月，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弹劾魏广微，魏大中被降职调外。左都御史高攀龙与吏部尚书赵南星被诬陷罢官。左光斗起草奏书，弹劾魏忠贤、魏广微三十二斩罪。疏未奏上，魏忠贤已得知消息，即削去左光斗与杨涟的官籍。不久，又逐韩爌出朝。数月之间，朝官被罢逐者先后数十人。

　　十二月，魏忠贤又将已革职的汪文言逮捕，交锦衣卫北镇抚司许显纯拷问，借以株连预谋陷害的大臣，涉及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等十余人，兴起大狱。汪文言下狱两月，备受酷刑，不屈。最后受刑不过，仰视许显纯说：“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随你怎么巧作，我承认就是了。”许显纯要他诬指周朝瑞、杨涟等大臣贪赃。汪文言跳起来说：“天啊！冤哉！这样来诬蔑清廉之士，我死也不承认！”许显纯将汪文言打死，伪造供词，说杨涟、左光斗、周朝瑞曾为辽东败将杨镐、熊廷弼说情，是贪受了贿赂。左光斗入狱，五日一审，裸体受桚、夹、棍等刑，不能跪起，平卧堂下受讯，死于狱中。杨涟在狱中备受酷刑，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而死。魏大中等也都被酷刑拷打而死。赵南星流放边地，死于戍所。辽东战败，阉党袒王化贞，而力斥杨镐、熊廷弼。为杨、熊求缓刑的官员，被牵入汪文言案，指为受贿，多被锦衣卫逮捕下狱。阉党进而追查东林党人，追削李三才、顾宪成等人的官籍，毁各地东林讲学书院。各地官员不附阉党者，均被指为东林党，被夺官者达三百余人，下狱处死及流放边地者数十人。

　　熹宗即位以来，神宗时的张差梃击案，光宗死前的红丸案和李选侍移宫案，成为朝臣之间互相攻击的题目。一六二六年，霍维华建议编修《三朝要典》，以顾秉谦等为总裁，为三大案中获罪的宦官翻案，借以陷害东林官员，指责王之寀、孙慎行、杨涟是制造三案的罪魁祸首。杨涟入狱受审，“移宫”即是一大罪名。由此又株连到一批官员。同年，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弹劾南京巡抚周起元、松江知府张宗衡、同知孙应昆等多人，魏忠贤把他们逮捕入狱。阉党迫害的官员，从朝官扩大到地方，更进而残害各地居民。东厂和锦衣卫的缇骑（侦探）在各地访查，有人议论魏忠贤奸恶即被处死，甚至割舌剥皮，极为酷毒。阉党的权势日盛，对人民的镇压也越来越残酷了。

　　魏忠贤势盛，阉党称他为九千岁（比皇帝少一千岁）。浙江巡抚潘汝桢与太监李实在杭州西湖边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供奉，号普德祠。各地官员，相继效尤。除福建外，各省都纷纷建立生祠，木雕魏忠贤像供奉。顺天府官员在国都北京崇文门内和宣武门外，也建立魏忠贤祠。国子监生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请在国学西为魏忠贤立祠，与孔子并尊（《明史·阎鸣泰传》）。

　　客、魏集团中有所谓五虎、五彪作为爪牙。五虎是朝官崔呈秀（御史）、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卿）。五彪是厂卫刑狱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锦衣卫东司理刑）、崔应元（锦衣卫指挥）。此外，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依附客、魏的官员们逐渐形成政治集团，遍布各地，明朝的统治更加昏暗了。

　　宁远之战

　　一六二二年金占领广宁后，山海关以东广宁以西，成为进一步争夺的地区。明失广宁后，命兵部尚书王在晋经略辽东。王在晋倚用兵部职方主事袁崇焕，擢任宁前兵备佥事。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派兵四万驻守。袁崇焕建策守宁远卫。以为宁远是山海关以东广宁之西的要冲，进则据锦州，退则守宁远。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行边，采纳袁议，自请督师。命大将满桂与袁崇焕驻守宁远，祖大寿等督筑宁远城。经过四年的经营，到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时，已练兵十一万，造甲胄炮石及各种兵器数百万，城堡数十处。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筑城郭。这年十月，孙承宗去职，高第任经略。他以为关外必不可守，命诸将撤入关内。袁崇焕为宁前道，提出驳议，说“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袁崇焕传》）高第撤走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小凌河等地兵民入关。

　　金在一六二五年（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三月，自辽阳（东京）迁都沈阳，成为正式的都城。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兵攻宁远。十七日渡辽河，二十三日至宁远，声言以二十万兵攻此城。袁崇焕与满桂、祖大寿等召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写血书，激励将士。二十四日，金兵攻城。明兵发动西洋大炮，枪炮药罐雷石齐下，金兵不能进。次日，又攻城不下，死伤兵士五百，将官数员，只好解围。二月初，努尔哈赤收兵回沈阳，对诸贝勒说：“我起兵以来，没有敢抵抗的。袁崇焕是什么人，竟能这样！”《清太祖武皇帝袁崇焕手迹实录》卷四记载说：“帝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辽宁之战，金锐气受挫，推延了向山海关进取的日程。这年七月，努尔哈赤得病，去清河温泉沐养。因病重返回，八月十一日死于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途中。庙号太祖。

　　努尔哈赤建国后，在位十一年，先后兼并女真诸部，建立制度，攻占辽东，定都沈阳，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袁崇焕击退金兵，取得胜利。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三月，被任为辽东巡抚。魏忠贤随即派内监刘应坤出镇山海关，企图夺取兵权。袁崇焕抗疏谏止，熹宗不听。朝廷论宁远战功，魂忠贤竟掠为己功，加恩三等。一六二七年五月，金兵围锦州，不能克，六月还军。魏忠贤指使言官弹劾袁崇焕“不救锦州”。七月，袁崇焕被迫辞官。魏党霍维华继任兵部尚书，八月，明熹宗病死。

　　大清国的建号与扩张

　　金国并无立太子或指定继承者的制度，一六二六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仍循氏族部落制时期的遗制，由汗族诸贵族推选继承者。一六二二年（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曾命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并告诫说：“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并见《武皇帝实录》卷四、《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十八）此后数年间，努尔哈赤又相继封授子孙有功勋者为贝勒。原四和硕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太、皇太极习称为大贝勒，仍为贝勒中的显贵。一六二六年八月，由代善提议与大贝勒阿敏、莽古尔太及诸贝勒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德格类（努尔哈赤第十子）、济尔哈朗（舒尔哈齐子）、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杜度（褚英子，褚英早死）、岳讬（代善第一子）、硕讬（代善第二子）、豪格（皇太极第一子）等共同推立皇太极继承汗位。九月朔日，皇太极（清太宗）拜天即位，时年三十五岁。称天聪汗，以天聪纪年。族名也不再沿用女真，而称为满洲。

　　金国攻占辽东后，周邻的形势是：南接朝鲜，西北有蒙古，北方黑龙江流域有索伦等部。皇太极即位后的十年间，连续进攻周围的邻人，并继续向明朝展开攻掠。

　　侵掠朝鲜和占领漠南

　　建州女真与朝鲜接壤，往来频繁。一六一九年萨尔浒之战，朝鲜派姜弘立率兵进攻赫图阿拉。努尔哈赤曾经认为：“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天聪元年（一六二七年）正月，皇太极派遣贝勒阿敏率兵渡过鸭绿江，攻破义州、定州及汉山城，屠杀军民数万，焚粮百余万石，过青泉江进攻平壤；渡大同江，进逼王京（开城）。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在开州南海中），遣使请降。朝鲜金起宗报告说，平壤、江东、三登、顺安、肃州、及威从六邑被金俘掠四千九百八十六人。满洲领兵诸贝勒认为：明与蒙古两敌正在待机而动，金兵不可久留朝鲜，可与朝鲜议和。阿敏羡慕朝鲜王京城市繁华，不肯退兵。贝勒济尔哈朗（舒尔哈齐子）及岳讬、硕讬（代善子）等密议与朝鲜会盟。朝鲜原昌君李觉复与阿敏盟于平壤城，达成协议，约为兄弟之国，赎回被俘人民，朝鲜向金国贡纳岁币。四月，金兵退出朝鲜。

　　征服漠南蒙古

　　明万历、天启时，蒙古诸部分布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形成几个大区域。漠北七部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多伦和硕）在和林故地至阿尔泰山，形成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领地。漠西瓦剌蒙古（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游牧于伊犁、额尔齐斯、塔尔巴哈台等地。漠南地区察哈尔部（插汉）世袭蒙古汗位。达延汗曾统领六万户。一五○五年，达延汗死。察哈尔部衰落，西迁到西喇木伦河流域。明天启时，林丹汗在位，又渐强盛，依附明朝，控制辽河以西至洮儿河的蒙古诸部。

　　辽河流域驻有五部喀尔喀（五鄂托克喀尔喀）。兴安岭东嫩江流域则有科尔沁部，控制周邻各部。

　　努尔哈赤时，科尔沁部曾与叶赫部联合作战。金建国后，一六一九年努尔哈赤攻陷开原、铁岭，蒙古五部喀尔喀出兵作战失败，与金会盟反明。察哈尔部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自称“统领四十万众蒙古国巴图鲁青吉斯汗致书水滨三万众英明汗”，阻止金兵西进。一六二四年，又背盟依附明朝。同年，金国派遣使臣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结盟，相约共抗察哈尔部。一六三五年，察哈尔部林丹汗出兵嫩江，攻打科尔沁部。金出兵援助科尔沁，林丹汗退走。

　　皇太极即位后，把林丹汗做为主要的敌人。一六二八年（天聪二年），派遣贝勒阿济格与老哈河上游受察哈尔部统治的喀喇沁部会盟，共击林丹汗。九月，皇太极亲率大兵至绰洛郭尔，宴会察哈尔部控制下的敖汉、奈曼、喀尔喀、札鲁特和喀喇沁等部领兵前来的诸贝勒。林丹汗被迫退出西拉木伦河流域，至归化城。一六三二年四月，皇太极再率大军西进，贝勒多尔衮从征。至西拉木伦河畔，会集蒙古诸部兵，共击林丹汗。林丹汗自归化城驱人畜十万渡黄河西逃。部众十之七八在途中散去。林丹汗逃奔青海，两年后在青海打草滩病死。一六三五年，多尔衮与岳讬等领兵万人渡河，招降林丹汗子额哲。漠南蒙古从此全属金所有。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告努尔哈赤，祝词说：朝鲜已纳贡，察哈尔等部已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清太宗实录》卷二十）。

　　明朝的自救与皇太极南侵

　　明嘉宗朱由校在一六二七年八月间病死，遗命皇弟由检继帝位。光宗第五子由检，一六一○年生。生母刘后一六一五年被谴，病死。由检一六二二年封信王，一六二六年出居信邸。熹宗病，奉召入受遗命，即帝位。改明年年号为崇祯。

　　崇祯帝十七岁即帝位，很想有所作为。即位后诛灭魏、客集团，起用被斥逐的文武重臣。垂危的明朝，又露出了一线转机。

　　诛灭客魏 崇祯帝在一六二七年八月即位。九月，魏忠贤请辞东厂。崇祯帝不许，但将客氏迁出外宅，魏忠贤因而失去内廷依恃。十月，云南道御史杨维垣连章弹劾阉党兵部尚书崔呈秀。兵部武选主事钱元慤直接弹劾魏忠贤如王莽、梁冀、董卓，又列举魏党爪牙，请“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自朝中部院官员至贡士纷纷上疏，揭露魏忠贤及阉党罪恶。崇祯帝得到朝官的拥戴，十一月下诏斥魏忠贤“盗弄国柄，擅作威福”，安置凤阳。随即撤去镇守边地的宦官。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行至阜城自杀。崔呈秀被免官，归蓟州，也在家中自缢死。十二月，崇祯帝又处斩客氏及其子侯国兴。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戮魏、崔尸，处死许显纯等。魏党多被斥逐，崇祯帝又敕告部院说，“巨恶魏忠贤窃先帝之宠灵，擅朝廷之威福，密听群奸，矫诬善类。”（《国榷》卷八十八）对于被诬陷的官员，“今应褒赠即与褒赠，应荫恤即与荫恤，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应开释即与开释。”崇祯帝随即起用大批官员。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再受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十二月，前大学士韩爌再次入阁，为首辅。明朝政局，为之一新。因被指为东林党人而遭斥逐的朝官相继起复。编修倪元璐上疏请毁《三朝要典》，说：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初虽有争议，都还不可偏非。后来逆珰（指魏忠贤等）借三案杀人，群小借三案求富贵，弄得面目全非。崔魏诸奸所编《要典》，无法翻改，只有销毁。崇祯帝准予销毁并命韩爌、钱龙锡等公布魏党罪恶。

　　袁崇焕出守 袁崇焕受命后，七月间入见崇祯帝，要求“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都要内外配合。自信五年全辽可复。但他担心被人陷害，向崇祯帝说：“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八月初，袁崇焕到宁远赴任，首先镇压哗变的川、湖兵，整顿军纪。又改组边防，合宁远、锦州为一镇，命祖大寿驻锦州，以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驻宁远。调蓟镇赵率教驻守山海关。上疏说：“臣自期五年，专借此三人。”（《明史·袁崇焕传》）袁崇焕部置既定，辽东边防军事，大有振作的气象。这时，皇太极的主要兵力用于朝鲜和蒙古。一六二九年二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议和，称金国汗奉书袁老大人，不用天聪纪年，只用干支（己巳年），以示对明朝的尊重。

　　皇太极对朝鲜作战得胜，割断明朝与朝鲜的联系。早在一六二一年，明将毛文龙领兵援助朝鲜抗金，由总兵官晋为左都督，设镇皮岛（在鸭绿江口东部，朝鲜称为椵〔音皮〕岛）。朝鲜被迫降附金，毛文龙独守皮岛，孤立无援。金向毛文龙招降。一六二九年五月，袁崇焕阅兵双岛，毛文龙来会。袁崇焕以通敌及曾附魏忠贤的罪名，斩毛文龙于帐前。皮岛明兵失统帅，军心离散，多有叛亡。

　　掠战争。皇太极亲自领兵从大安口龙井关越过长城，进攻遵化。崇祯帝起复孙承宗为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十一月，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领兵四千援遵化，在作战中败死。满洲兵占领遵化，随即进攻蓟州、三河、通州。袁崇焕、祖大寿自宁远领兵入援，至蓟州。皇太极向明朝施反间计，对俘虏的杨太监透露金国与袁巡抚已有密约，然后放杨太监回京报告。十二月，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下锦衣卫狱。命大同总兵满桂出战，败死。崇祯三年（一六三○年）正月，满洲兵占领永平、迁安、滦州，进攻昌黎，被守城明兵击退。三月，皇太极自领大兵俘惊大批人畜返回沈阳。五月，孙承宗收复遵化、永平、迁安、滦州诸城，击败金军阿敏部。金兵退后，明朝审理袁崇焕案，原属魏党的官员乘机报复，攻击袁崇焕与大学士钱龙锡“擅主议和，专戮大帅（指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八月，崇祯帝殜（剐刑）袁崇焕于市。钱龙锡下狱，得免死，罢官流放。一六三一年八月，皇太极发兵攻大凌河城。祖大寿杀何可刚降金，被放回锦州。

　　一六二九年袁崇焕斩毛文龙后，皮岛部将辽东人孔有德、耿仲明走往登州。一六三二年，与毛文龙部将李九成等起兵反明，攻陷登州。孔有德自号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明旅顺副将陈有时与毛文龙子毛承禄在旅顺和广鹿岛响应。明朝派重兵征讨，李九成败死，毛承禄被擒。一六三三年六月，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降金，皇太极亲迎二降将，入宫赐宴。以孔有德为天祐兵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同年十月，明继任广鹿岛副将尚可喜至沈阳朝见。皇太极以尚可喜为天助兵总兵官，驻军海州。

　　自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帝杀袁崇焕，明朝辽东将领相继叛降。一度显露转机的明朝边防，又趋于瓦解了。

　　大清国的建号与建制

　　皇太极即位以来的十年间，对外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漠南蒙古被占领后，一六三五年，诸贝勒与蒙古各部贝勒合议，为皇太极奉上皇帝尊号。努尔哈赤、皇太极相继称汗，是沿袭蒙古称号，皇帝则是汉族传统的最高称号。改号皇帝意味着高居蒙古诸汗之上，并且意味着与明朗皇帝并立，不再是边族之国。同年，皇太极又宣布废除女真（诸申）名号，正式规定被征服的各地女真人统称为满洲。一六三六年四月，满洲诸贝勒、蒙古八固山厄真、外藩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在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共上尊号，由和硕贝勒多尔衮上满文表章、科尔沁蒙古土谢图济农巴达礼上蒙文表章、都元帅孔有德上汉文表章。皇太极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蒙语称号为博克达彻辰汗）。同时建国号为大清，立年号为崇德。此前，皇太极曾于一六三四年以沈阳为“天眷盛京”。大清国都城仍在盛京沈阳。

　　皇太极称帝后，随即追谥努尔哈赤承天广运武皇帝（康熙时加谥高皇帝），并依据汉族制度追上庙号太祖。

　　满洲统治制度的改订

　　贝勒议政 努尔哈赤建国初期，由四贝勒共同执政。其后加封和硕贝勒及贝勒，但国家政务仍由四大贝勒分月轮值。皇太极以第四贝勒即汗位，代善、阿敏、莽古尔太等三大贝勒，均为兄长，临朝时并坐左右。皇太极即位后即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由八旗固山厄真充任，与诸贝勒共坐议政。议政人员扩大，贝勒权力相应缩小。一六二九年（天聪三年）皇太极又传谕三大贝勒说：“向因直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清太宗实录》卷五）取消三大贝勒值月的旧制，改由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的权力，进一步削弱。

　　一六三○年，大贝勒阿敏在滦州等地与明军作战失败。皇太极幽禁阿敏，没收家产。阿敏被囚十年后病死。一六三一年，又以莽古尔太悖逆不恭为由，革去大贝勒称号。次年，莽古尔太病死。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称帝时，大贝勒只有代善一人。国家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皇帝主持的诸贝勒、八大臣的议政会议，成为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指挥机构。诸贝勒平时分理政务，战时受皇帝命统领八旗兵对外作战。一六三七年三月，因议政大臣遇事差遣，议政乏人，又在臣僚中选择贤能者参预议政，为新设议政大臣。

　　封授勋爵 大清国皇族议政贝勒中，大贝勒以外，有和硕贝勒与贝勒之分。诸贝勒的辈分与地位，也不相同。和硕贝勒多尔衮曾加封墨尔根戴青（义为聪明统帅）称号，分给全旗。贝勒阿巴泰为努尔哈赤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所生，年长而位低，只领六牛录户口。诸贝勒中实际存在不同的差等。皇太极采用汉族皇帝尊号后，也参照满、汉爵号，制定皇族勋爵。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名号，并加以不同的称谓。代善为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清国自此始有正式的王爵封号。贝勒也由此降为三等封爵，与原来的尊称不同了。议政贝勒与八大臣的会议，以后也习称为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

　　皇太极封授满洲贵族后，也对蒙古贝勒加给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封号。汉人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和智顺王。

　　八旗官制 皇太极即位后，以八固山厄真设为八大臣的同时，又设十六大臣，八旗每旗二人，“佐理国政，听断狱讼”，不出兵驻防。从而废除了原来的札尔固齐制，由十六大臣代替。八旗另设驻防的十六大臣，每旗二人，出兵驻防随时调遣，也审理属下的词讼。

　　一六三四年（天聪八年）四月，又规定满洲八旗军官，不得袭用汉军官名，仍用满语名称。各旗总兵官为昂邦章京，副将为梅勒章京，参将为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管一旗者即为固山厄真。

　　早在努尔哈赤时，选拔八旗牛录的勇壮兵士组成巴牙喇（又译摆押拉、摆牙拉），每牛录十七人。巴牙喇是努尔哈赤汗直接统属的一支善战的精兵，也是汗的侍卫亲军。诸贝勒也各有自己属下旗分的巴牙喇兵。皇太极即位后，将八旗巴牙喇兵分别组编为巴牙喇营，成为单独的军事组织。巴牙喇营自立一三角形大旗，上有织金龙形，称为纛（大旗）或龙纛。旗色与八旗色相同。巴牙喇纛设厄真一人统领，地位仅次于固山厄真。下属甲喇设巴牙喇甲喇厄真一人。各牛录十七名巴牙喇兵各由一人统领，称巴牙喇壮达（队长）。一六三四年四月，改称巴牙喇纛厄真为巴牙喇纛章京，甲喇厄真亦改称甲喇章京。各旗的巴牙喇纛章京由皇帝直接调遣出兵，统率的军士也不限于本旗的巴牙喇兵。皇太极经由巴牙喇纛章京而掌握了各旗的精兵。

　　改订文字 努尔哈赤时，以蒙古文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洲文字行用。满洲语中发音部位不同的辅音，蒙文中不如区别。元音中的u与ü蒙文也同样书写。因此，以蒙古字母写满语；满人每易读错。特别是人名、地名等专门名词，更难于准确译写。一六三二年（天聪六年）三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在蒙古字母旁，酌加圈点，以示区别。达海又创制拼写汉语借词的字母十个，制成有圈点的满文。原来无圈点的老满文，不再通用。

　　蒙古、汉人的结纳与蒙汉八旗的设立

　　满洲诸部在建国以前，即与明朝的汉人接触频繁，也与近邻的蒙古多有来往。满洲国家的建立与文明的建设显然受到汉族与蒙族两个方面的影响。满文的创制依仿蒙文，首领称汗以及武士加号巴图鲁，文士称巴克什、笔帖式都明显地是源于蒙古。努尔哈赤时已与蒙古通婚姻。皇太极娶蒙古族后妃多人，使蒙古族妇女进入满洲的统治核心。努尔哈赤时，已收纳蒙古降将领兵，皇太极时对外掳掠，蒙古军将起了重要的作用。皇太极并招纳汉人降将，设立蒙、汉八旗，从而加强了清朝的军事力量。满洲历次作战中俘掠的汉人文士也在皇太极时被拔擢起用，参预订立政治制度。皇太极在改订满洲统治制度加强皇权的同时，多方接纳蒙古、汉人进入统治集团，不仅对控制漠南、北蒙古和战胜明朝起着显著的作用，也由此加强了清国的军事、政治统治，并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应予重视的。

　　蒙古后妃 满洲诸部早已与蒙古通婚。海西叶赫部的祖先原为蒙古吐默特部人。乌拉部与哈达部的祖先也与蒙古人通婚，含有蒙古血统。努尔哈赤取叶赫部长杨吉砮女纳喇氏（孝慈后），生皇太极，又娶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康熙时尊为寿康太妃）。皇太极早在一六一四年即受父命娶蒙古科尔沁部贝勒莽古思女博尔济吉特氏（孝端后）。满洲旧俗，婚娶不严格限制辈分，一六二五年又娶莽古思子寨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孝庄后）。一六三四年娶孝庄后姐。此外，还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女二人，据传是蒙古林丹汗的妻子。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称帝之后，也依仿汉制封后妃。生母纳喇氏早死，追封为孝慈武皇后（康熙时改谥高皇后）。莽古思女博尔济吉特氏立为清宁宫皇后，寨桑女博尔济吉特氏封永福宫庄妃，庄妃姐封关睢宫宸妃。另二蒙古妃封为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皇太极五宫后妃均为蒙古族人，庄妃生子福临（清世祖），以后继承帝位。按照满洲家长制的惯例，太后在皇室家族中具有一定的权力。皇太极娶蒙古后妃，对清初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

　　蒙古将领 努尔哈赤以来，蒙古诸部的一些首领相继前来投附。努尔哈赤任为各级将官，统兵从征。皇太极继续任用蒙古降将，对明军和蒙古未附诸部作战，在历次战争中蒙古军将起着重要的作用。皇太极进而擢用有功者进入清国政治机构，担任各种要职，加强了清国的统治。

　　居于叶赫的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武纳格，努尔哈赤起兵后率七十二人来归，以有勇略并通蒙、汉文，赐号“巴克什”。从征乌拉，将兵攻觉华岛明军有功，授三等总兵官。皇太极即位后，命武纳格总管蒙古军，随从作战。后以蒙古军激增，分为左、右二营，以武纳格和鄂本兑分别为固山厄真。

　　鄂本兑，蒙古曼靖氏，入明官守备。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攻辽阳时出降，授世职游击，在历次战斗中战功显著。

　　蒙古科尔沁部博博图在努尔哈赤时率七十余户来降，为牛录厄真。从攻明军，在锦州战死。子明安达礼袭职，一六三八年，皇太极任他为巴牙喇甲喇章京，领兵对敌作战。

　　科尔沁部兀鲁特部长明安曾聘女给努尔哈赤，一六三二年率部三千余户来投，任三等总兵官，别立兀鲁特一旗。皇太极时，从攻大凌河，败明祖大寿军。其后，兀鲁特旗罢废，散隶满洲诸牛录。子多尔济娶宗室女为额驸（婿），从征朝鲜。皇太极设立六部（详见下文），授为刑部承政。一六三七年进为议政大臣。

　　博尔济吉特氏布当随皇太极攻遵化有功，一六三八年任为刑部右参政。布彦代曾随努尔哈赤攻宁远，又随皇太极攻朝鲜及明军，围大凌河城，收察哈尔部众，为礼部参政。恩格德尔在一六一七年来降，娶舒尔哈齐女为额驸。皇太极时，率蒙古兵攻遵化，又从围大凌河城。

　　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喀图、弼剌什等在皇太极时来附。布尔喀图从征明军及察哈尔部，娶贝勒阿巴泰女，为一等昂邦章京。弼剌什从攻察哈尔等部有功，为三等昂邦章京。

　　科尔沁部恩格图屡从太宗伐明，以功授二等甲喇章京。

　　林丹汗败后，察哈尔部的宰桑、护卫等多人来降，均受命从征。宰桑多尔济达尔汉被任为都察院参政。

　　汉人降将 努尔哈赤初起兵时，对汉人多加杀掠，但要战胜明军仍收纳来降的汉将，并按照氏族制的惯例，妻以族女，视为本族收养的成员。

　　抚顺富豪佟养性与满族贸易，被明朝拘捕下狱。佟养性越狱逃出，投依努尔哈赤，一六一八年引导满洲军兵，攻下抚顺。努尔哈赤以宗亲之女嫁佟养性，称他为“石乌里额驸”，授二等副将。次年，兄佟养真率族众一千四百余人来降。

　　明抚顺守将李永芳也在一六一八年抚顺兵溃后降金，努尔哈赤妻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随从作战。明广宁守备石廷柱（先世女真人，父迁辽东，姓石氏）在一六二二年金兵攻下广宁后败降，授为游击，隶佟养性部。

　　皇太极即位后，继续收降明朝兵将，加速了明军的瓦解，汉人军兵成为重要的力量。一六三○年，满洲军攻下永平，明建昌营参将马光远（顺天大兴人）投降，隶佟养性部。随着攻占汉地的扩大，汉人兵民日益增多，一六三一年，皇太极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又将汉人降兵编组为一旗，由佟养性直接统率，称为石乌里额驸固山兵（后称“旧汉兵”）。佟养性选拔军中工匠铸成红衣大炮四十门，组成一支红衣炮兵，为金军中前此所未有。皇太极又以贝勒岳讬之女嫁佟养性。一六三四年，佟养性病死。额驸固山兵由石廷柱统率，改称乌真超哈固山兵，石廷柱授为固山厄真昂邦章京。红衣炮兵由修养真子佟图赖管领。

　　一六三一年大凌河城战后，皇太极继续收降大批汉人军兵。贝勒岳讬上奏说：“以前攻下辽东、广宁，诛杀汉人，又屠戮永平、滦州，因而人怀疑惧。今天与我大凌河汉人，正要使天下知我国善养人。若能善抚此众，以后归顺者必多。”（《清太宗实录》卷十一）他建议降官应妻以贝勒和大臣之女，从人和士兵也要妥为安置，一六三二年，孔有德、耿仲明率明军来降，皇太极称其军为“天祐兵”，尚可喜来降后，称“天助兵”。天祐兵与天助兵均保持原来的军事系统，不按金国兵制改编，成为自成体系的“汉人三军”。

　　蒙汉八旗 蒙古降将和降兵，原来或自成一旗（如明安之兀鲁特蒙古旗），或分隶满洲八旗（如布彦代隶满洲镶红旗、鄂齐尔桑隶满洲镶黄旗）。一六三二年，皇太极将蒙古降兵均散隶满洲八旗，如明安隶正黄旗，恩格类、布当隶正蓝旗。一六三四年，定兵制，将蒙古兵左、右营改为左翼兵与右翼兵。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定蒙古旗制，原分隶满洲八旗的蒙古兵丁析出，与蒙古降将统率的壮丁分别编组，另立蒙古八旗。蒙古八旗依仿满洲八旗制度，也分为黄、红、白、蓝四色，又各分正、镶两旗。各旗设固山厄真，下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皇太极授任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为八固山厄真，分领蒙古八旗。蒙古八旗独立于满洲八旗之外。被编入蒙古八旗的蒙古壮丁，地位仅次于满洲旗丁而优于蒙古各部的兵民。

　　在设立蒙古八旗的同时，皇太极还将外喀喇沁地方蒙古诸部贝勒属下俘降的兵丁编组为三旗。第一旗五千二百八十六名，第二旗一千八百二十六名，第三旗二千一十一名。这些旗丁原来散属于蒙古各部，未曾分隶满洲八旗，不是自八旗析出。因而三旗不象八旗那样各立旗色。合编为旗只是为了便于统领，设蒙古首领一人，也称固山厄真。三旗是蒙古八旗以外的独立组织，地位低于蒙古八旗。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降附以前，金收降的汉人军兵，原来也被分编入满洲八旗兵中，只有佟养性、石廷柱部独立编旗。一六三三年七月，皇太极令满洲八旗中有汉人十丁者授棉甲一副。授甲者一五八○人，另编为汉军一旗，由降将马光远统率，称固山厄真。一六三七年七月，以石廷柱为左翼一旗，马光远为右翼一旗，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一六三九年六月，将两旗官兵分编为四旗，依满洲八旗制度，合二旗为一旗，各设固山厄真一员，正黄、镶黄旗马光远，正白、镶白旗石廷柱，正红、镶红旗王世选，正蓝、镶蓝旗巴彦，其下各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一六四二年正式编定八旗，称汉人八旗或八旗汉军。降将祖泽润、刘文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彦，李国翰等任为八固山厄真。编入汉人八旗的汉人军兵，称为旗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优于“民人”，即一般汉族官民。

　　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洲八旗扩充到三一九佐领（牛录），汉军八旗一六七佐领，蒙古八旗一二九佐领。满、汉、蒙八旗共有壮丁十二万余人。汉、蒙八旗的建立，组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汉人文士 努尔哈赤时曾任用俘掳的汉人文士龚正陆（原籍浙江会稽，客居辽东）为师傅（巴克什），掌管满、汉文书，因交通朝鲜罢任。其后，即任用通满、汉语的满洲文人额尔德尼、达海、希福等人在书房掌理文事。努尔哈赤时被俘的汉人文士隐匿其间仍有数百人。一六二九年八月，皇太极下谕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清太宗实录》卷五）诸贝勒府以下满、汉、蒙古家人俘奴中的文士均可参加考试，考中者另补偿别丁。九月朔日，来考者有三百人，考中者二百人。原为俘奴者自奴籍中拔出给赏。考中的文士或被擢用，在文馆（书房）供职，又荐引俘降的文士入仕。皇太极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汉人文士儒臣。

　　沈阳人范文程，是明兵部尚书范■的曾孙，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文程随父范楠居抚顺，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时被俘。皇太极命入直文馆，成为最受信赖的汉人文臣。辽阳人宁完我在努尔哈赤攻掠辽沈时被俘为奴。一六二九年奉召入文馆供职。又引荐俘降的山西应州人鲍承先（明副将）入馆。山东蓬莱人马鸣佩，随父马与进（明辽阳训导）居辽阳，努尔哈赤攻辽阳，马与进被杀。马鸣佩被俘为奴，后被拔出奴籍入值文馆。明诸生王文奎（原姓沈，因母氏姓王，浙江会稽人），一六二九年在遵化被俘，也奉召入馆。皇太极天聪年间，被起用的俘降汉人，还有辽阳人马国柱、武威人李栖凤、广宁人杨方兴、辽东人雷兴、辽阳人罗绣锦及来降的辽东开平卫人张文衡等多人。他们或在皇太极侵掠明朝时，随军参议，或为皇太极制定政治制度，对大清国的建立和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依仿明制，改订官制

　　皇太极在建号清国前后，倚用范文程、宁完我等人参议，依仿明制，改订了中枢官制。

　　内三院——一六三六年三月，皇太极将文馆改建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合称内三院。各设大学士、学士主管。内国史院记注皇帝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编纂史册及历代实录。内秘书院撰拟致外国往来书札，录各衙门奏疏及皇帝敕谕。内弘文院注释历代行事进讲，并颁行制度。皇太极称帝后，以满洲正黄旗则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范文程、鲍承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满洲正黄旗巴克什希福兼通满、蒙、汉文字，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内三院大学士参予机要，形成皇帝的参谋和助手。范文程加授二等由喇章京，皇太极称他为范章京，入对常至深夜。

　　六部——皇太极建国号前，即在一六三一年七月依仿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别任命贝勒一人掌管。建号后，更订制度，不由贝勒专任。下设满洲承政一员，蒙古或汉人左右参政及理事、副理事启心郎等官员。六部的设立，极大地削弱了八旗贵族的权力。田地的管理与授予，庄丁的编审，都归于户部，各旗兵事由兵部总理。清国因有六部而成为更为完备的阶级压迫机关，国家的权力也更加集中于皇帝了。

　　二院——皇太极又仿明制设都察院。向皇帝谏诤，并监察诸王贝勒及六部官员。一六三八年六月，将原来的蒙古衙门，改设为理藩院，管理蒙古诸部有关事务。二院与六部合称为八衙门，构成中枢政府。

　　行科举——皇太极设六部后，由礼部实行科举制度，定期考试文士。一六三四年，礼部考取满、蒙、汉人习本族或他族文书者十六人，称为举人。建国号后，一六三八年考取举人十名；一六四一年又考取七名，称为中式举人。举人是文士中的优异者，考中后多被授任官职。

　　皇太极时，辽东汉人数十万，对明作战俘掠近百万。行科举后，汉人文士得经由考试得官，参与执政，日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修会典——努尔哈赤时，曾命巴克什达海等人翻译《大明会典》，意欲作为执政的借鉴（未译完）。皇太极依仿明制，设立内三院和六部二院，但满族社会与明朝不同，显然不能全部仿行。一六三三年，文馆的汉人榜式（巴克什）宁完我建议“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一六三六年，皇太极建号称帝，同时颁布“登基议定会典”五十二项。主要内容包括几个方面：（一）有关满族各级贵族及平民的丧葬礼仪。共有二十一条之多，贯彻着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二）有关贵族以至平民的服饰的规定。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人式样。只有僧道照旧。（三）确立皇帝降旨、臣下奏事的专用汉语称谓、各级军兵及官员名号等级的汉语称谓。（四）有关分家、婚娶和离婚的各项规定。仿汉制改革满人兄死弟娶其嫂、父死子娶后母等旧俗。（五）有关刑部、都察院的司法程序和奴隶告主等规定。（六）官吏考绩，以捕捉逃人（逃亡奴隶）与兵器利钝作为主要的项目。（七）禁止祧神还愿等迷信活动，严格寺庙的清规。

　　会典的各项规定，旨在从各方面确立清国的统治秩序。有些规定是强行把满族的风习制度推行于汉人。但同时也在参照汉人制度，改变满族旧俗。宁完我在奏议中建议：“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汉人）之制。必如此，庶日后得了蛮子（指明朝）地方，不至手忙脚乱。”（《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清国统治下的满汉奴隶与农民

　　皇太极即位前，努尔哈赤已经占据了辽东平原。领土的扩大为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方面是，八旗满洲迁居到新占领的辽河平原，社会生产不能不转变为以经营农业为主，渔猎、畜牧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另一个方面是土地占有不能不重新分配，剥削关系也需要相应地改变。皇太极统治时期，辽东居民包括了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新迁来的八旗满洲，包括奴隶主、自由民和各族奴隶。第二部分是原居辽东的汉族农民，主要是明朝的军屯户。第三部分，是从明朝俘掳来的汉族生口以及朝鲜的俘奴。一六三五年和一六三六年，清兵两次进入明朝境内掳掠人口、牲畜，有二十五万之多。此后，连年俘掠，汉人奴隶不断增加。人口与牲畜综合计算，正是反映了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地看待。在清国建号时期，新迁来的八旗满洲需要安定，原居辽东和俘掠的汉人需要统治，新建的清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任务。

　　八旗分地 一六二一年三月二十日，金兵攻占辽阳，便分兵占领各地。九月十六日，努尔哈赤命令：在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将二百牛录分成两半，每一牛录各住五十甲。据一六二二年四月的档子记载，八旗分辖的地方是：正黄旗收揽费阿拉、尚间崖、抚西、奉集堡等八城；镶黄旗收揽柴河、范河、懿路、铁岭等十城；正红旗收揽清河、碱场、东州、马根丹（单）等十城；镶红旗收揽沈阳、十方寺、虎皮驿、长胜堡等十二城；正蓝旗收揽岫岩、凤凰、汤站等十一城；镶蓝旗收揽旅顺口、金州、望海埚等八城；正白旗收揽复州、盖州、庆云堡等九城；镶白旗收揽海州、耀州、鞍山等九城。《清太宗实录》卷七记载，太祖努尔哈赤时，八旗“守边驻防，原有定边”。后来“展边开垦”，“移两黄旗于铁岭，两白旗于安平，两红旗于石城。其阿敏所管两蓝旗分住张义站、靖远堡，因地土瘠薄，与以大城之地。”阿敏越过所分地界，擅过黑扯木地开垦。皇太极处置阿敏，列举十六罪，越界开垦是大罪之一。可见，分地是法定的。后人追述说：“太祖、太宗原将八旗分左、右翼，庄田、房屋俱从头挨次分给。”（《清圣祖实录》卷一八）按照传统，掳掠财物要八旗平分，土地要八家分占。金国领域扩大后，八旗迁移新地，确定分界，农垦与防务相结合，形成土地分配的新形式。

　　计丁授田 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后，即实行了“计丁授田”的办法。这年七月，通告收取海州地十万日（一日约六亩），辽东地二十万日，共三十万日田地授予八旗人丁。同时规定，这一地区的尼堪（汉人），包括乞丐、和尚在内的平民，也都计丁授田。每三丁共耕一日的官田，作为贡赋。二十丁出一人当兵，一人服差役。明朝的杂税，予以废除。金国实行的这种授田制，来源于田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它略同于金代女真的授田制，也和汉族古代的井田制或北朝的“均田”制有某些相似。努尔哈赤曾指责明朝的制度，穷人遭受富人和官员的勒索。计丁授田制使汉人农民成为金国的自由民，实际上却是把满族的土地国有制推行于辽东汉人的封建社会。授田之人屯住之所沿袭明人的称谓，称为“屯所”。

　　编庄分丁 金国实行计丁授田制后，满汉杂居。一六二一年十一月，努尔哈赤的文告中说：“诸申、尼堪要同住一村，粮一起吃，牲口的草料一起喂。诸申不要欺凌尼堪，不要强取尼堪的任何东西，不要抢夺。”告诫“诸申、尼堪合议，公正为生。”（《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二十九）但是，不甘忍受压迫的汉人农民仍不断地与明朝相联络，起而反抗金国官员的统治。自一六二二至一六二五年间，金国对各地反抗的农民，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大批汉人被处死。《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十六记录一六二五年努尔哈赤对汉民说：“我占领辽东后，没有杀害你们。没动（你们）住的房、耕的田，没有侵占你家的任何东西，加以收养。就是那样收养，也不顺从。古河的人杀死我派去的人，叛变了。马家寨的人杀死我派去的使者，叛变了。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给明朝，叛变了。长岛的人逮捕我派去的人，送到广宁。双山的人定约，带那边的兵来，杀了我们的人。魏秀才告发岫岩的人叛去了。复州的人叛变，定约带明朝的船来了。平顶山麓的人杀了我方的四十人，叛变了。不念我收养之恩，仍与明朝一方合伙，所以杀了有罪恶的人。”努尔哈赤命令把煽动反抗的明朝的旧官、秀才、老爷（地主）们处死。八贝勒的拖克索以至诸申家投充的尼堪，全部逮捕甄别。经甄别后，把那些可以筑城郭、纳贡赋的人编“庄”，满语称“拖克索”。每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二十日纳官粮，八十日本庄食用。十三人中有庄头一名，督催差役。庄归属八旗贵族，并按照等级分给总兵以下，备御以上各官。每一备御，给一庄。庄丁实际上是贵族的奴隶，受到严格的控制，比授田民户地位更加卑下。

　　一六二六年九月皇太极即位后，因汉人庄丁多有逃亡，下令释免部分庄丁为民户。《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载说：“上洞悉民隐，务俾安辑。乃按品级，每备御止（只）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皇太极的这一改革，实际上只是减少分配给官员的庄丁人数，确定汉官管理办法，但显然未废除编庄制度。所以，十五年后，一六四一年十月，朝鲜目击者报道沈阳附近农庄情形，仍然说：“诸王设庄，相距或十里，或二十里。庄有大小，大不过数十家，小不满八、九家，而多是汉人及吾东被掳者也。”（《沈馆录》卷三）据此，汉人及朝鲜被掳的奴隶依然编为诸王的庄丁。不过，皇太极的改革，至少使原来的汉人庄丁，有三分之一被编为民户。一六三八年皇太极又下令，攻占辽东时俘掳的良民，在诸王以下及民人之家为奴者，查出后也编为民户。辽东的汉人民户与庄丁同时并存于广大农村。

　　离主条例 努尔哈赤时曾有奴隶离主的规定。皇太极即位后，一六三一年修订《离主条例》。一六三六年四月，制定“（皇帝）登基议定会典”，也列举了奴隶离主的条目。凡八旗贵族私自采猎、作战时私藏财物、私自杀人、奸污属下妇女、举用不实及阻挡告发者，奴隶告举主人属实，准许离主。诸贝勒如犯私通敌国、谋害宗室兄弟及叛逃诸罪，也许奴仆首告。奴仆离主，视不同身分，或拨给别旗仍为奴隶，或得到释免。太宗朝《满文老档》和《太宗实录》保存离主事例四十四件，除两起原被告身分不明外，属下人告发贝勒的十三起，告发官员的有七起；奴仆告发主人的有二十二起，其中包括告发贝勒、公及其家属的六起、告发官员的十起。案情从危害国家以至到刑事犯罪，几乎是无所不包。这和离主法令的实用范围，是完全一致的。判决的结果是：诸申离主的十七起，不准离主的一起；阿哈离主的十五起（内二起拨给他人为奴），不准离主的九起；身分不明的二起，都准离主。

　　奴隶离主的条令，主要是皇太极用以控制满洲贵族，但奴隶由此获得告主和离主的权利，却是对奴隶制统治的一个冲击。

　　清国的对外扩张和侵掠

　　一六三六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后，强迫朝鲜称臣，遣送质子，朝鲜不允。皇太极于当年十二月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命令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蒙兵，从宽甸入长山口；豫亲王多铎等率领先锋一千五百人进入朝鲜王京，贝勒岳讬等带兵三千接应；皇太极与代善等率主力部队从镇江渡江，向朝鲜王京进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盛京，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分屯辽河海口，防备明朝水师。朝鲜国王李倧把眷属转移到江华岛，带领亲兵守卫南汉山城。各路清军先后到达王京，包围南汉山城。朝鲜军民激烈战斗，用火器击毙清朝将领扬古利。由多尔衮率领的清兵攻入江华岛，俘虏王妃、王子、宗室七十六人，群臣家口一百六十六人。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接受清朝的条件：（一）献出主战的宏文馆校理尹集等人；（二）交出明朝赐给的诰命册印；（三）送质子二人到盛京；岁时贡献、表贺，依对明朝的旧制；（四）清国出兵征伐，朝鲜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五）朝鲜不得擅自修筑城垣，不得擅受逃人。朝鲜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次年二月，清兵撤退。

　　皇太极称帝时，黑龙江流域还有一些从事渔猎的部落，虎尔哈、瓦尔喀、索伦、达斡尔等散处在山河之间。一六三四年精奇里江畔的达斡尔人巴尔达齐率部归附金国。此后，瓦尔喀部冯家屯人季思哈、巴克达等相继投附，授予甲喇章京。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派副都统霸奇兰领兵往征黑龙江地方，招抚各部落。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清太宗实录》卷二一）归附人户编成牛录或仍留居原地，或随军迁来，给与田舍用具。同年，虎尔哈部降附。一六三七年，索伦部博木博果尔来贡貂皮等物。次年，又反清自立。一六三九年，清国派索海等出征。次年，大败博木博果尔兵，攻克雅克萨城。一六四一年，又派锡特库等出兵追击，博木博果尔在奇洛台（赤塔附近）被擒。清军索海等俘获索伦人口男子二七五一人，女子三九八九人，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赏给衣服、布匹。

　　在此期间，清兵又先后征服乌札拉、尼满、阿库里等部。原来被称为东海女真的部落均归于清国统治。《清太宗实录》记载，清军征服诸部，俘虏人口共计二万四千八百四十四人。绝大部分与降人一样，作为“新满洲”编入牛录。使马鄂伦春与使鹿鄂伦春降附，也“审户比丁，编为佐领。”（《清朝文献通考·舆地三》）

　　漠北蒙古的臣附 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建号称帝后，随即派遣使臣去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汗处议和。一六三六年十一月，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等六人，从者一百五十六人到盛京，叩见皇太极，呈上奏疏，进贡马匹弓箭。一六三八年，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均遣使来清朝贡，并规定此后每年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称为“九白之贡”。漠北蒙古（外蒙古）三汗由此成为清国的藩部，清国不再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明朝。

　　以皇太极为首的满族奴隶主，在占领辽东后，把掳掠汉地的人口、牲畜作为获得奴隶和财富的来源。战争成为掳掠的手段。一六三二年，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等汉臣上疏说：“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都以蛮子家（指汉族）为奇货，是势之必欲内入也。”王文奎进一步说：“且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哉！”他建议：“慎无杀人，无掳掠，遍张明示。”（《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王文奎对战争的建策，显然与满族奴隶主掳掠人口、财物的传统不合。一六三三年六月，皇太极命诸贝勒议奏对明作战之策。贝勒阿济格奏称：先前我兵围大凌河城，获得良将精兵（指明朝降军），但部下士卒一无所获，以为徒劳。以后再叫他们前进，都不行了。固山厄真和硕图明白建策：“杀其人，取其物，务令士卒各餍所欲。”贝勒多铎说：“宜直入长城，庶可餍士卒之心，亦可合皇上久长之计（灭明）。”（《清太宗实录》卷十四）所谓“士卒之心”，即纵令军兵掳掠人口、牲畜。

　　一六三四年五月，皇太极领兵直趋宣大。七月，命大贝勒代善等领兵入得胜堡，攻取大同，到朔州会师。贝勒阿济格等入龙门，至宣府。皇太极自领大兵与贝勒阿巴泰、豪格及孔有德、耿仲明等自宣府至朔州，又围应州。闰八月至大同，回师。皇太极此次在大同、宣府掳掠时，各牛录分取男妇奴婢和牛。因互相争兢，分配不均。有些士兵“赌气不抢”，以致所得不多。

　　一六三五年，命多尔衮往收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后裔。顺道在山西掳掠，经忻、代州至崞县。

　　一六三六年五月，皇太极称帝后，下诏大举征明，但仍以掳掠为目的。诏书说：“此行若多所俘获，每牛录派取男妇六人、牛二头；其新附满洲牛录下蒙古贝勒之人，及内外新编牛录内者，亦照此派取。如一无所获者，私献本主（者），不得滥行收取，须与从征者均分之。”最后说：“至后所遣每旗一员，每牛录甲士一名，原令往携俘虏。若入明边，至长城下，即令之还；勿以少所俘获，而不令还。俘虏虽少，亦不下万余。我国有万余俘获，亦不为不利矣。”（《清太宗实录》卷二九）阿济格率兵，自鵰鹗堡入长安岭，攻延庆，克昌平，北京戒严。明兵部尚书张凤翼督诸镇勤王兵，宣大总督梁廷栋统兵入援，都退怯不敢战。清军过保定，破安州、定州、定兴、安肃、宝坻、东安、雄县、顺义、容城、文安、永清诸城，五十六战皆捷，九月从建昌营冷子口出边回师。清军共俘掳男女七万三千二百九十人，牲畜十万九千八百六十六头。

　　一六三八年八月，皇太极又命多尔衮与岳讬分领左右翼兵南下侵掠。皇太极自领兵攻山海关外诸城，以牵制明军。九月，清军入墙子岭、青山关攻进长城。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在密云战死。十月，明京师戒严。明宣大总督卢象升入援，受命督各路援兵。清兵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县攻易县，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卢象升由涿州进据保定，命诸道援兵分道出击。十二月，卢象升败死于钜鹿。清军转战山西，又攻入山东。次年正月，攻入济南府，俘虏明宗室德王朱由枢。明朝廷调遣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孙传庭会兵十八万援济南，不敢进军。二月，清军回师。此次南下，前后五个月，转掠数千里，攻破一府三州五十七县，俘虏人畜四十六万二千余。三月，出青山口北返。

　　松锦之战

　　清军屡屡南下侵掠。山海关外的宁远和锦州仍由明兵驻守，联成一道防线。一六三八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一六三九年初，明朝调派洪承畴总督蓟辽，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一六四○年冬，清军来攻，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一六四一年春，洪承畴调宣府、大同、密云等地八总兵官，兵十三万，马四万，集结宁远。三月，清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断松山、杏山援师道路。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不敢出战。明廷臣集议军事，兵部尚书陈新甲力主分道进兵。洪承畴以兵分力弱，持坚守之策。明廷遣使赴军前，促洪承畴出兵。七月，洪承畴领兵援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松山北。八月，皇太极亲自领大兵围攻锦州，到达松山。洪承畴集议背山突围。大同总兵王朴遁走，马科、吴三桂两镇兵逃窜，被清兵截击。两镇六总兵败溃，死五万余人。洪承畴、邱民仰入松山守城，被清军围困。九月，皇太极回盛京，留多铎攻城。洪承畴突围失败。十月，清军豪格部驻松山。洪承畴战败，明兵不能回城，多半降清。一六四二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作内应，清军攻破松山城。洪承畴、邱民仰被俘。三月，祖大寿出城降清。皇太极命斩邱民仰，送洪承畴入盛京，命范文程说降。洪承畴降清，皇太极大喜，说：“我今获一导者（向导），安得不乐！”松山之战是一次决定性战役。明朝失锦州，山海关外的防线瓦解，清军得以入关掳掠。

　　松山战后，崇祯帝命兵部尚书陈新甲向清军求和。陈新甲派遣使者去见皇太极，五月到盛京，六月返回，带回皇太极的国书。皇太极提出的条件是：（一）明朝岁馈金万两、银百万两；（二）双方送还叛逃人犯；（三）以宁远与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四）在连山互市。国书内容被陈新甲泄露，朝中大哗。崇祯帝羞怒，斩陈新甲，和议作罢。

　　清军入关掳掠

　　一六四二年十月，皇太极再命阿巴泰领兵入明境侵掠，自黄崖口入长城，至蓟州，败明白腾蛟军。破河间、景州，进至兖州，杀明鲁王朱以派。分军掠莱州、登州、莒州、沂州，南至海州。清军所到之处，四出掳掠，明军望风披靡。

　　清军的掳掠，激起人民的反抗。顺德府东南以张府为首，府西北以郭宅为首起兵反击。响应者四千余人。兖州有小袁银（袁时中部，又称小袁营）义军起兵救兖州府，沿途秋毫无犯，被人称为“佛兵”。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正月，小袁银军进攻海州清军，挖壕沟围城。

　　一六四三年四月，清军自山东退兵，路经明京畿。明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通州，不敢出战。清军此次侵掠，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掳掠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头。自天津至涿鹿，沿途运载财物的车驼绵延三百里。五月，清阿巴泰军返回盛京。

　　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三年清军侵明的战争，目的仍在掳掠人畜，而并不占驻州县。此次出兵前，降清的汉臣李国翰、祖可法（祖大寿子）等人曾经建言：掳掠战争“便于将领，而不便于士卒；便于富家，而不便于贫户。将领从役颇众，富家蓄马最强，是以所得必多。贫乏军士不过一身一骑，携带几何？”他们建策攻取北京，灭亡明朝，可使四方贡献，上下同享其利。皇太极以为不可，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六二）阿巴泰掳掠回师后，皇太极说“此番出征，各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人获财物甚多，而各旗将士获财物甚少。”又说：“此番出征所获财物，必须樽俭节用，岂可恃俘获以为生计乎？夫出师征伐，以有土有人为立国之本，非徒为财利也。至于厚生之道，全在勤农桑耳。”（《清太宗实录》卷六五）皇太极逐渐意识到恃俘获为生的局限，立国须有土地人民，即效法明朝的封建统治。不过，在他一生中所进行的战争，主要还是为了俘掠人畜财物，这显然是和满洲奴隶制的发展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