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舱作品相关　第一卷前言　反朴归真之梦——科幻中的反科学思潮

　　许多读者乍一看到《时代之舱》，都莫名其妙：真会有那么多人仇视科技，甚至非铲除不足以泄愤吗？其实，百多年来，“反科学”都是科幻的重要主题。有的人直接用科幻宣传自己的反科学思想，有的人则把“反科学主义者”当成反角写入自己的作品。《时代之舱》只不过建筑在这个历史传统上而已。

　　第一节：什么是反科学思想？

　　我们高速行驶时，不能无限制地加速，否则一定是毁灭。人类不知道刹车，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今天桌子上的电脑比十年前美国国防部电脑的运算速度还快，一旦人类依赖了这些非自然属性的东西生存的时候，就是人的灭顶之灾。《经济观察报•生活方式增刊》21页。

　　这是一部科幻小说的主题吗？不，这是古董收藏家马未都面对记者采访时讲的话。文人对科学或许永远会持质疑态度。而主要由文人发展起来的科幻文学，也并未脱离开这个大氛围。

　　在中国的主流语言环境下，反科学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起“反动”、“倒退”、“蒙昧”等色彩。当然，这与定义和翻译方法也有关系。“反科学”一词是对英语词汇“anti-science”的翻译，而“anti-science”这个词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少有明确的定义。不过，学术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多半指那些对科学持批判态度的理论观点。

　　为了廓清这个概念，北京大学的田松将“反科学思想”与“反科学行动”区分开来。“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主义）……”而反科学行动则是“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由（政治的、宗教的），动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破坏科学的行为。”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

　　据田松介绍，现代反科学思潮包含了形形色色的门类，“来自人文知识分子的、宗教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态主义者的、女性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甚至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反“科学”思想；也包括伪科学；霍耳顿甚至把“科学主义”也包括进来。由此可见，anti-science一词的所指集极其复杂、混乱，有些元素只有很远的关系，甚至相互矛盾。“同上。

　　周阳春对“反科学”的含义也作了类似的说明：“……它不是科学本身的真伪和好坏的区分，它也不反对科学……它主要不是来自于科学的外部，而是来自于科学内部的一种自我反思。是因为20世纪以来，科学恶性膨胀而引起的一种恐惧、逆反情绪。”《科学精神与现代反科学思潮》175页。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理解“反科学”一词：它用来描述一个松散的思潮，并没有系统理论，也没有成形的组织；它是对科学自身蔽病的理性反思，基于事实作出的思考，而不是恶意的谩骂歪曲；它是思想而不是行动；一般而言，它能够引导人们反思科学本身的价值。

　　不过，以学术形式所表达的反科学思想，通常较理性，也较谨慎。而以文艺作品来表达反科学思想，顾虑就少多了，更加情绪化和极端化。当然，整个文艺领域，似乎也只有科幻这一片天地最适合表达反科学思想。于是，我们就在科幻作品里找到许多返朴归真之梦——干脆希望人类毁灭现代文明，回到田园时代。

　　第二节：历史源头

　　最早以文学作品形式表达对科学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莫过于十七世纪英国讽刺大师斯威夫特。他那只讽刺巨笔不仅指向王权、教庭，而且也指向刚刚处在萌芽期的科学。斯威夫特对当时科学界的活动状况非常熟悉，所讽所批往往实有其人，确有其事。比如，列文虎克通过他研制的显微镜，在雨水中发现了纤毛虫和勾虫，斯威夫特就作诗讽刺他：

　　跳蚤，自然主义者们这样说，

　　它们身上有小跳蚤在折磨它们，

　　还有小小跳蚤在将小跳蚤撕咬，

　　如此往复，以至无穷。

　　（美）韦斯特福尔著，《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笔者所找到的作者生平资料都来自文学史著作。这类作品对他和科学界人士的交往或者一笔带过，或者干脆未提及。所以，能够介绍给大家的背景资料十分有限。但是，能够讲出下面这段话，说明斯威夫特不可能没和科学界人士直接打过交道：“他们不大懂得以理服人，对待持异议的人表现得十分情绪化。他们的意见若是正确还有情可原，但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格列佛游记》14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在《格列佛游记》第三部分中，斯威夫特虚构了一个“勒皮它飞岛”，来讽刺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的学者们。它凭着巨大的磁石在天上飞行。斯威夫特为什么要让他讽刺对象住在这么个飞岛上？据说是为了嘲笑当时皇家学会会员研究飞行器的狂热。在勒皮它飞岛上，科学家占居统治地位。斯威夫特首先挖苦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学者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陷入沉思，走路会撞墙、撞人，或者会中断正在进行的谈话。他们要雇佣名叫“拍击官”的仆役。这些人手拿末端佩有皮囊的短棍，时时跟着主人，看到他陷入沉思，便拍击他们的耳朵或者嘴巴，将他们唤回现实中来。据说，这些夸张的描写来源于牛顿的生活轶事。令人惊讶的是，三百多年后的中国，一个时空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人们津津乐道着科学家陈景润类似的生活怪僻，并且认为这样才叫真正的科学家！

　　在斯威夫特的笔下，这些学者对科学的沉迷，已经超越了科学本身而泛化到其它领域。比如，他们吃饭的时候，食品要切成几何体的形态。量体裁衣时要用四分仪等复杂的科学测量工具，结果却并未作出合身的衣服。而他们赞美一位女性的美丽，也要使用菱形、平行四边形、椭圆等几何术语和音乐术语。这已经有点“唯科学主义”的色彩了。

　　斯威夫特让他笔下的科学家们从事种种脱离实际的研究。比如废除语言，大家用实物工具来交谈；把橡实埋在土里，让猪去翻找，以此来松土播种；还有用蛛丝来作纺织品、将粪便还原成食物、制造无毛羊、石化马蹄，等等。或许当时的皇家学会里，确实充满了提出类似设想的怪人。不过，斯威夫特显然不理解，五花八门的思想能够自由碰撞，才是科学进步之道。

　　除了这些虚构的课题外，斯威夫特更讽刺了许多正规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比如学者们对天文仪器的使用、植物能量来自太阳的假说，预言彗星尾部将扫过地球的轨道计算，等等。有一段文字甚至将开普勒的恒星运动定律作为讽刺对象。

　　当然，在讽刺挖苦之余，作者也并未否认，飞岛上这些科学家把生命沉浸在科学研究当中，确实取得了很多科学成果。比如他们观测到的恒星、彗星的数量，都是欧洲科学家的几倍。但在斯威夫特的眼里，这些成果无关国计民生，是毫无用处的奢侈品。这当然也是现实。工业革命以前，科学只是某些上流社会人士的业余爱好。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对科学最深刻的批判，则要属下面这段话“他发现伽桑狄极力宣扬的伊壁鸠鲁的学说和笛卡尔的涡动学说都被推翻了。他预言当代学者热心推崇的万有引力学说最终落得同样的下场。他说新的自然体系不过是一种新时尚，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即使是那些用数学原理验证过的理论也不过是兴盛一时，时候到了一样是过时的。”同上，178页。不知三百多年后的科学哲学家弗耶阿本德是否读过这句话，并且引为知音？

　　可以说，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学家的斯威夫特并不理解科学的本质，对科学事业的讽刺有其偏颇之处。但他那独到的慧眼和细致的观察，使得这些讽刺并非无源之水，确实点中了科学领域的某些要害。而对于《格列佛游记》来说，小人国、大人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但这个“飞岛”的故事，却值得科学文化学者好好地研究。

　　第三节：正面表述的反科学名作

　　科幻诞生于科学技术的上升时代。整个十九世纪，虽然偶有作者在乐观主义底色下渗透着一点点警示，但歌颂和推崇是主旋律。到了二十世纪，反科学在思想界形成系统，在科幻界也出现了它的回音。相当一批科幻作家正面阐述自己的反科学思想。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文学圈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与人们对于科学进步的普遍信念恰恰相反，他们竭力反对科学的进步，大肆谴责科学和技术，鼓吹回归古朴的美德和永恒的价值。（詹姆斯•冈恩著，《科幻之路•二卷》19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

　　反科学科幻的先驱是英国作家福斯特创作的一个短篇《大机器停止运转》。1909年发表于《牛津和剑桥评论》秋季号上。小说将背景放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年代。那时，地面上已经无法生存，人类只能戴着防毒面具才能上来。在原子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年代里，福斯特设想不出什么样的巨祸能够给地面带来这样的破坏，干脆便隐去原因不表。完全生活在地下的人们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系统结成一体，没有国家、民族之别。“北京和希伯来一样”这个背景设置，意味着作者要描写一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处境，而非只是某国某族的“私事”。人们住在完全一样的个人房间里。在大机器的饲候下，人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通过类似电视电话的装置随意和千万里之外的人打交道，一个人可以认识几千人，但从不面对面交往。生下的孩子都交有机器哺养，亲情淡漠。一本大机器的使用说明书象圣经般摆在每个人的家中。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叫凡许蒂的中年妇女。她的儿子库诺已经成年，生活在另外一个大陆上。两人经常几个月不直接见一面。有一次，库诺通过通讯设备，一定要求直接面见母亲。他告诉母亲，自己曾经上过地面，看到那里有人生活在原始环境里，并且感受到了不依赖机器的自然体验。凡许蒂闻言，斥责孩子大逆不道，只有以大机器为依归才能有文明幸福的生活。几个月后，大机器因为事故，慢慢停止转动，已经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类无计可施，走向灭亡。

　　福斯特是标准的文人，对科学技术并不在行。小说里的技术描写只有轮廓缺乏细节。不过这并不重要，“大机器”只是作为科学技术的隐喻出现在小说里。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人类对机器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形成了宗教般的狂热：“他们竭力陈述：‘机器供我们吃、供我们穿、供我们住、通过机器我们得以互相通话、互相见面，有了机器，我们才得以生存，机器是思想的朋友，怀疑的敌人。机器是万能的，永久的，神圣的。’不久，这一训谕就被印在书的扉面，在随后的版本中，这一仪式变成了复杂的赞美和祈求的形式。人们小心地避免提到‘崇拜’这一字眼，从理论上讲，机器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工具，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倒行逆施的人，所有人都把它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同上，49页）

　　除了这种反讽的形式，作者还通过代表人性挣扎的库诺之口，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在死去的是我们，这儿唯一真正活着的是机器。人创造了机器来按照我们的意愿办事。但现在我们办不到了，它已经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觉和触摸感觉，它混淆了每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它使亲情淡漠到仅剩肉欲，它使人们头脑空白，四肢无力。现在它又使我们对它顶礼膜拜。（同上，43页）

　　与后世反科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论述相比，这些观点可能不算深入或者新奇。但考虑到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之初，我们仍然要钦佩作者的远见。

　　从《机器停止转动》迈进一步，美国作家凯勒在《行人的反叛》中，“策划”了一次对整个科技文明的颠覆活动。这个短篇于1928年发表在《惊异》上。那正是美国股市发展到一波高潮之际，离后来的大萧条仅一年之隔。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各种汽车公司股票被当成那时的“高科技股”来大肆炒作，汽车正在进入寻常百姓家，美国也是从那时起才形成一个“汽车社会”的。或许就是这种苗头，使凯勒决心把“汽车”当成他心目中邪恶科技社会的代名词。

　　在《行人的反叛》中，作者虚构了一个完全依赖汽车的未来社会。他没有描写汽车的细节。它似乎很大，类似“房车”，因为未来人类可以长时间生活在汽车里不出来。它又似乎很小，类似轮椅。因为人们开会时也不离开车子，而是把车子开到会议室里，彼此呆在汽车里交谈。甚至，它可能没有油门或者刹车，因为未来人都以“悬挂历的、萎缩的”双腿为美，近似残疾。总之，小说中的汽车不是真实的汽车，只是作为整体的“科技”的象征。

　　小说虚构了一个噩梦般的未来世界：美国富人大量购买汽车，成为“司机”一族。穷人买不起汽车，沦为“行人”。而法律制度逐渐向“司机”倾斜，从规定在公路上撞死“行人”无罪，到将“行人”圈禁在城市外面，最后对行人展开了种族灭绝屠杀。几百年后，美国人基本都成了“司机”。他们出生后就生活在汽车里，从不下地，以至于双腿残疾，不能走路，并且视走路为野蛮、耻辱。他们生活在高度机械化的社会里，完全不再有体力劳动。空气中充满毒素，“事实上人们全在汽车里度过一生，美国家庭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汽车。”《科幻之路•二卷》182页。在“司机族”人的眼里，“行人”种族只是略高于猿类的低等生物。撞死一个“行人”只不过是令汽车颠簸一下而已。

　　而“行人”们则聚集在原始森林里秘密谋反。他们的领袖叫米勒，是一个被撞死的“行人”族妇女的后代。最后，在米勒的带领下，他们发明了某种奇异的机器，一旦发动便可以废掉一切机械力，包括它自己，最终将世界倒退回田园时代。

　　小说里不仅没有汽车的技术细节，也没有这个“终极机器”的技术细节。它们都可以被视作象征物。贯穿小说始终的是对科技文明的痛恨。比如，当起义领袖米勒来到“司机”中的贵族面前，他这样宣传自己的理想：我们相信劳动——体力劳动。不管我们培养年轻人干什么，我们都要教他们劳动，干体力活。我们懂机器，但不喜欢使用机器，我们得到的唯一帮助来自于家畜，如马和牛。在某些地方，我们利用水力来开动谷物厂，锯割木头。我们狩猎、钓鱼、打网球、在山间湖里游泳，以此作为消遣。我们保持身体清洁，也极力保持头脑清洁。《科幻之路》二卷，193页。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田园乌托邦。

　　而行人们那台威力无穷的机器一旦发动，结果则是“……只剩人力，还有由木头弯曲而产生的力，如在弓与箭中的那种，以及由金属圈产生的力，如钟表中的主弹簧。你会注意到，你的手表仍在走动。当然，家畜也能产生力，这也是人力的一种。在我们的山谷中，我们用水力发动谷物厂和锯木厂，我们看它们没理由不继续转动。其他所有力，都被破坏了。你意识到了吗？没有电，没有蒸气，没有任何爆炸，所有些机器全废了。《科幻之路•二卷》197页。这样一个理想世界，显然就是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的世界。

　　如果读者看到小说中那些细腻的描写，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科技文明的刻骨痛恨。在作品发表当初，不知道能有多少人理解这种愤愤之情。在结尾处，凯勒花了大量笔墨，细致地描写了“汽车人“失去科技后，如何用残缺的身体支撑着四处求生，最终死亡。“司机人”的尸体在郊外一层又一层地堆起来。而主人公“行人”米勒对此毫无同情，他从苟延残喘的司机人中走过，迈向他的田园社会。最后，在一辆马车旁，一对青年“行人”男女站在地上倾心交谈。“哦，这就是过去的样子。”一个旁观者赞美道。今天的读者很少见过这个“过去的样子”，而出生在1880年的作者肯定还留有深刻印象。

　　反乌托邦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导致了个性、多样性、丰富性的抹杀。这或许是把科学进步与工业化大生产必然结合起来的原因吧。在《美丽的新世界》里，赫胥黎就将两者直接结合在一起，让小说里的人类干脆使用“福特纪元”，将流水线生产的发明人视为新的耶稣基督。和《大机器停止转动》一样，小说里也设置高度科技背景下的“文明社会”和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世界”的对立，也有代表着“原始人性”的人物。双方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这批有巨大影响的反乌托邦作家里，或许只有赫胥黎出生在自然科学世家，小说里对科学技术的描写十分到位，这样也更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在刚刚诞生的苏联，扎米京亚也创作了《我们》。和福斯特一样，不熟悉科技的作者只是粗线条地描写着未来高度发展的技术。但对那种数字化的、高度统一的生活的恐惧感则跃然纸上。对于“反乌托邦”类作品，人们以前只是从“反独裁”这个角度来评价，显然不够充分。科学统治和政治独裁之间的联系是随着扎米亚京一起诞生的，此后，这种联系和反乌托邦的题材就密不可分了。《科幻小说》45页，（法）加泰尼奥，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

　　“在一般的观念中，科幻小说应该是为科学唱赞歌的，但这只是中国科学主义语境下的科幻小说给人造成的印象。而在欧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科学却很少是被歌颂的形象，”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这一概括相当准确。不过，即使在欧美这些工业化的先驱国度里，科幻的这一主流也是到了二次大战以后才确定的。

　　到了最近三十年，反科学几乎成了好莱坞科幻片的“主旋律”。著名科幻系列电影《星际旅行》中，有一集名叫《星空反击》，讲的便是这个主题。电影在一片田园牧歌般的背景中开场：一个公社式的农业社会，大家共同生活，男人锄地，女人作饭，孩子们在谷草堆中捉迷藏。放眼望去，画面中没有任何科技文明的产物。这个传统文化社区附近，一群“银河联盟”的社会学家们呆在“隐形罩”后面，以不影响当地历史进程为原则，进行隐蔽观察。

　　接下去的情节令人瞠目结舌：经过调查才发现，这个种族曾经发展出极高的科技，甚至可以驾驶飞船进行超光速旅行。但他们深感科技带来的“罪恶”，甘愿放弃这一切，倒退回中世纪。他们在生活环境中剔除一切科学技术的痕迹，并且严禁孩子们接触外部世界，怕他们被科学所“污染”。这个叫“库伦”的微型社区一共有三百年的历史。某一时期里，有一批青少年偶然间接触到外界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结果被长辈驱逐出去。一百年后，被称为“索纳”的这些后代承载着银河系最先进的技术，飞回来以自己的方式向长辈进行复仇。

　　这种歌颂倒退，提倡回归自然的电影，或许只有在被称为“后现代”的当代才有可能出现吧。在影片中，库伦人生活在慢节奏的农业社会里。他们对星际飞船“企业号”舰长皮卡德说，我们知道外面世界的快节奏，但不认为那有什么意义。皮卡德则感慨地回答说，是的，最近我们也正努力让自己慢下来！这当然不是在描写一个虚构的外星世界，而是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出自内心的对现代文明的厌倦之情。

　　在著名科幻系列片《终结者》第二集里，第一集那个被人追杀的娇弱女子萨纳•康拉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恐怖分子。她囤积军火，袭击计算机公司，以至被逮捕入狱。编导给她这些行为以一个科幻的解释：萨纳•康拉从“未来战士”那里知道了人类的命运，不顾一切想阻止它的到来。但从社会意义上解读，萨纳•康拉身上完全有着当代西方一些“绿色恐怖分子”，如卡钦斯基的影子。在《终结者》第二集里，萨纳•康拉试图刺杀计算机专家戴维斯，因为此人即将研制成功的“天网”会导致人类毁灭。面对戴维斯的苦苦哀求，萨纳•康拉最后心软了，没有开枪。但她把愤怒转成怒骂：正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有创意的人，发明了核武器。这一观点是当时反科学思潮的重要特点。

　　与这些大制作相比，小成本的《The Village》（灵异村）更是触目惊心。影片同样开始于一派田园风光中。一个密林中的小村落，大家过着公社式的集体生活，穿着十九世纪的服装，点着油灯，靠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过活。这里的青少年从小便被家长们告之，在环绕村子的林子里有某种怪物出没，它们十分邪恶，伤人害命。但它们和村子里的人有约定，只要后者不踏入森林就不伤害他们。于是，孩子们便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们永远要生活在这个小村子里，不能去外面的世界。直到几十年后，才有一个肓女为了抢救自己受伤的心上人，大胆闯入森林，到外部世界寻找药品。

　　影片编剧奈特•沙马兰曾经创作过《第六感》、《征兆》、《不死劫》等“灵异电影”。观众开始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又是一部讲鬼故事的片子。但到了结尾处，观众们大吃一惊：原来故事里根本没有鬼神，这个小村子就在当今美国的一处动物保护地深处。几十年前，一群厌倦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人结伴来到这里，秘密隐居下来。为了让这个现代桃花源一代代地传承下去，长辈们不惜制造神怪传说，让后代生活在愚昧中。而由于动物保护地四面有水泥墙封闭，严禁外人出入，甚至飞机都不从上面飞过，结果几十年里，外部世界对这个村子居然一无所知。

　　反科学思潮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科幻中。在发展中国家的科幻里也有体现。对于这些正在以科技来改变落后面貌的国家来说，这似乎更耐人寻味。拉什曼•隆德赫是印度科幻文学的代表人物，而《爱因斯坦第二》又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个短篇的主题正是反科学。

　　“爱因斯坦第二”是印度科学家斯里尼瓦桑博士的绰号，以示其超人的天赋。象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斯里尼瓦桑作为国宝级科学家，受印度政府的保护和供养。他的健康甚至要由军方负责，身边经常围绕着特种兵。他的任务就是完成爱因斯坦未竟的“统一场论”研究事业。但是六十七岁那年，博士身患肺癌，无法医治。不过为了国家荣誉，他的生死由不得自己。医学家奇塔莱醉心于脑科学研究，利用政府不择手段保护斯里尼瓦桑生命的态度，说服有关部门支持他进行手术，将博士的大脑取出来，靠生命维持系统存活，并继续统一场论的研究。斯里瓦尼桑当然不愿意让自己变成实验白鼠。但在威胁和蒙骗之下，他的大脑还是与身体分了家。在科学家求知欲的支配下，仅存大脑的斯里尼瓦桑最终还是完成了统一场论的研究，但却拒绝把这一成果公布给世人。“每一个新的发明都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残暴，这种文化没必要四处传播，因为在我看来，人类还没有文明以可以接受统一计场论的程度。”《科幻之路》六卷，677页。最后，主人公用无法理解的方法熄灭了自己的智慧之火。

　　印度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五十年代，科学必胜的信念充满了那时的中国科幻小说。到了七、八十年代，最初一些具有怀疑色彩的科幻作品诞生了。进入九十年代，反科学思潮逐渐成为中国科幻的主流。再寻找一部歌颂科技进步的科幻小说反而很困难。单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中国科幻是在九十年代后和世界科幻的主流接轨的。

　　在短篇科幻《极限原则》里，中国作者陈鹏让科学技术毁灭于更为具体的事故：未来某个时代，多达二百亿的人生活在地面上，生态环境已经无法支撑。人类政府试图建造一幢底面积数百平方公里，高达五百公里的巨型建筑来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科学家沃勒教授恰好发明了超级水泥“金刚一号”，可以支撑起如此重负。但它没有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测。后来，政府夺取这一发明，苍促让工程上马，但沃勒却没有进行劝阻。

　　五十年后，多达一百亿人挤进刚刚落成的“亿丈城”，欢庆它的完工。这时，沃勒留下的一个电脑病毒侵入程序，开始播放他的遗言。原来，他早就发现“金刚一号”水泥并不足以支持亿丈城，它必然在完工后倒塌。但他为什么不阻止这一悲剧呢？“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地球的负担。朋友们，也许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极端。当人类对地球的破坏达到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人类必将遇到大自然最残酷和最疯狂的报复。”《中国最新科幻故事•一集》309页。话言落下，亿丈城倒塌了，一百亿人死于非命。“既然人类不愿自我约束自己的破坏行为，只好由地球亲自平衡失控的生态环境。”（同上，310页）

　　若论思想倾向之自觉，艺术水平之高超，大陆反科学科幻的代表作莫过于《网络帝国》。作者宋宜昌、刘继安，发表于《科幻世界》1996年第五期。小说中通过主人公巴比特讲出的这段话可以直接读出作者的思想：“不，你们的理性，只是早在几个世纪前就被智慧的人类批判过的‘工具理性’，畸形发展的‘科学主义’是对人文精神的反动！《科幻世界》1996年五期、12页。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虚构了一个统治整个世界的“网络帝国”。反科技的人群退缩到极地，成为被遗弃的一群——“全世界网络反对者同盟”。作者大量描写了网络给人性造成的扭曲：人们沉迷于上网，如吸食毒品；彼此不直接见面，失去了直接交流；甚至身体因此而畸形，头部膨胀，四脚萎缩，吃喝拉撒都已经机械化，成为“连接在机构终端的虚网人”。这和《行人的反叛》里，那些因为依赖汽车而变成畸形的“司机族”如出一辙。餐厅、酒巴，甚至整个社会都退化成一个大网站。“网络帝国”对反叛者的刑罚就是强制上网，而反叛者都会从此迷上网络，不能自拔。然而，虽然有一些细节描写，但本篇中的“网络”仍然有比喻意，它是整个科学技术的象征。或者说，作者是描写了一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扭曲人性的科技世界。

　　在《网络帝国》中，来自极地的巴比特，一个“四肢发达、体魄健全”的野蛮人，最终潜入网络中心哈里斯岛，用基因工程改造过的老鼠咬断了地下网络。整个虚网世界崩溃了，“虚网人”们呆在电脑前，不知所措，苟延残喘。这段描写和《行人的反叛》结尾处，“司机族”失去了汽车何其相似。隔着半个多世纪，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诞生出如此相似的两篇小说（没有资料显示后者抄袭了前者），似乎更能说明某些问题。

　　在同属中文科幻的台湾科幻中，《超人列传》（张系国著）可谓反科学思潮的代表作。这篇作品以二十三世纪为背景，虚构了科技入侵一切领域的悲观未来。再没有政治家，只有行政管理科学家；没有小说家，只有文字创作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也久已改称为音响创作科学家和色彩创作科学家。《台湾科幻小说大全》207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主人公裴人杰是大科学家，接受手术与机器合体，从此获得长生。他访问了许多接受过人机合体手术的科学界前辈，发现他们要么冷酷孤僻，不近人情；要么流恋旧日时光，希望重新获得肉体。而科学界的精英更发明了人工脑，并试图以人工脑为核心制造新人，完全取代人类。裴人杰无力阻止这一切，只好带着两个少男少女，来到五十光年外的一颗有生命的行星上，开始新的“创世纪”。小说自始至终浸透在悲凉的黑色幽默氛围之中。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张系国并非“文人”，而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专业学者。

　　在中国台湾作家骆伯迪的《文明毁灭计划》中，主人公竟然是轩辕黄帝。一个中国作家把黄帝作为主人公，显然是要在他身上寄托以某种神圣的理想。而在本篇中，这种理想就是彻底的生态主义。故事中的姬轩辕生活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多年。当时，人类寿命多达三百岁，大脑百分之九十的区域可以使用。人们凭此发展出水平远高于今天的科学技术。姬轩辕正是这个文明社会的政府首脑。他通过“心理史学”的推算，认为物质文明的高度畸形发展必致大祸，于是，开始秘密地、逐渐地解构科学技术。他让嫘祖养蚕，以代替化纤织物。让仓颉造字，以代表人们用脑波进行的交流。最终，他制定了全面的“文明毁灭计划”，通过基因技术封闭了人类大脑的大部分区域，将寿命减少到几十年。又用“光解机”分解了所有科学技术的产物。扫荡了天空中的所有卫星。完成这些反智主义的行动后，他带着同胞投入了大自然怀抱。

　　小说结尾处，姬轩辕的一个忠实信徒这样谈着自己的体验：过去我一直怀疑，失去一切文明的事物后，人要怎样活下去呢？可是这一年来，我的生命有了新的体认，内心常常充满了爱的感觉，忙碌、紧张、忧烦等都离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喜悦与满足……《台湾科幻小说大全》394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

　　以上这些作品，作者或者让文明世界毁灭，或者更进一步，让毁灭后的世界恢复到田园时代。不过，无论是大机器、汽车、电解机、光解机、网络，作者对技术细节都作了模糊处理（也不可能不这样处理）。所以它们更显得是对科技文明的诅咒，而不大有现实感。

　　第四节：作为反面人物的生态主义者

　　提到科幻中的反科学思潮，还要注意这样一些作品：持有反科学思想的人在里面充当反角。作者并不支持他们的思想倾向，而是在作品里反映出这种思想倾向的存在。这类作品中的反角主要以生态主义者为多。

　　以冷战为特色的《007系列电影》，在1977年推出了一部与冷战无关的剧集：《The Spy Who Loved Me》（直译《爱我的间谍》，一般译作《007大破海底城》）：航业大亨史登堡反感人类社会，隐士般地移居海底城，在那里找到内心的宁静。他进一步试图用核弹摧毁美苏两国，在深海里重建生态文明。在这部电影里，史登堡对海洋生物充满深爱，而对人类社会十分冷漠。虽然还不是明显的生态主义者，但史登堡这个形象上已经开始具有生态主义的萌芽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现实中生态主义者的立场变得十分明确，而科幻中的生态主义者形象也鲜明起来。《蝙蝠侠》第四集《蝙蝠侠与罗宾》中，编导刻意设置了“毒藤女”这样一个人物，已经是完全的生态主义者了。“毒藤女”原本是一个女学者——埃斯丽博士。她醉心于基因工程，以保护植物不被灭绝为己任。虽然热爱自然，思想偏激，但毕竟还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形象。后来，埃斯丽被人暗害，因为吸取植物毒素侥幸生还，从此性情大变，自称“自然之母”，要代表整个植物界向人类抗争，建立一个植物称王的世界。

　　在这部电影里，编导安排了一场内容简单，却堪称提纲挈领的辩论。辩论双方是毒藤女和蝙蝠侠。不过，不是身着蝙蝠装、驾驶蝙蝠车大打出手的蝙蝠侠，而是亿万富翁布鲁斯——蝙蝠侠的公开身份。而毒藤女也恢复了她以前的身份，以埃斯丽博士的面貌，当着公众的面，质问布鲁斯为什么捐赠天文望远镜，而却削减乔木保护计划的捐款，并且开列了一个名单，指控布鲁斯的企业破坏环境。

　　毒藤女：忘掉那些星星，看看我们的地球吧。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发源处，它值得你保护，值得你付出忠诚。而你却毁掉它的手臂、毒害了它的海洋、侵蚀了它的天空，你在慢慢地杀害它……

　　蝙蝠侠：你的用意是高尚的，但没有加热用的柴油，没有致冷剂来保存食物，那么成千上万的人会死去的。

　　毒藤女：这是为了保护地球而必须付出的。

　　蝙蝠侠：第一要保护的是人民……

　　看到这些对话，你一定会想到不久前那场要不要“敬畏自然”的争论吧。实际上，从艺术角度而言，这段对话完全游离于电影的情节之外。可以说是编导克制不住表现欲，借两个人的对话来直抒胸臆。

　　电影虽然影响大，毕竟信息容量少。在科幻小说《大海沟》（法国菲力蒲•克拉梅著）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彻底的生态主义者形象——路德维希•拜尔。他在深海里建立秘密基地，试图通过改变海流方向来影响地球气候，将世界带入冰川期，灭绝人类，恢复生态平衡。这个与全人类为敌的计划自然需要很多科学家共同努力，而又不能公开招聘他们。于是，这个生态恐怖组织便通过网络聊天的形式，秘密吸收拥有类似思想的“同志”志愿参与。他们事先设计好一些问题，在聊天时提出来，试探对方是真正的生态主义者，还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主人公塞思为了打入这个极端组织，必须掌握他们的思想脉络。

　　当有人问他是否认为生态学是个为人类服务的武器时，他马上明白这是个圈套。如果他回答“是”，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他知道对方想得到什么回答，便在键盘上敲出如下回答： “我的观点可能会让你们很多人吃惊，我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福利没有什么直接关联，这两点甚至通常是背道而驰的……”《大海沟》126页，海天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在以艺术手法来描述极端生态主义思想。

　　在中国，描写生态主义的科幻作品不多。（《引力的深渊》《智慧树》1981年第二期。）是一篇典型。这篇作品发表在“科学的春天”时代，殊为难能可贵。当时，作者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未必听到过“生态主义”这个名字。但其塑造的反面人物伊利鑫，就是典型的生态主义者：一位无名的科学家伊立鑫，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整个科学史的考察（他引证了陶寅博士所作的许多统计学资料），举出不少真实证据，特别是近一二百年来人类破坏自然界生态系统平衡的现象，提出：人类的生存，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个极其偶尔的情况。在长期的发展中，它的生产力将愈来愈高，而对自然界平衡的破坏将愈来愈严重，直至自焚灭亡。为了使其悲惨的结局不致出现，今天就应该着手制造一种毁灭性武器，消灭全人类，使历史的进程继续下去，演化出更高等的生命来代替人类。《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丛书》第四卷518页。为了实现这个极端目标，伊立鑫研制引力波武器，与全人类为敌。直到今天，在已经出版的大陆科幻作品里，笔者尚未找到比“伊立鑫”更鲜明的生态主义者形象。

　　在所有这些科幻作品里，生态主义者都以反面形象出现，并且最终失败。在他们身上，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而不是传统的金钱、权力等欲望，构成他们的基本动机。作者为了突出这种思想本身，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拥有世俗的道德缺陷，比如好色、贪婪等等。只是由于价值观的根本不同，作品中的“正义”一方无法与之沟通，协商，只能加以消灭。于是，这类科幻故事往往也具有某种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