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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菊园史话 中华三千年汉奸考——理学的堤防

菊园史话 中华三千年汉奸考——理学的堤防

  余作此文,非为汉奸,是为理学。

  作为儒学一大流派,自南宋开始,理学作了近千年的显学,但是建国以来,尤其是从文革开始,破四旧、打倒孔家店、打倒程朱理学成风,理学一下子成了万恶之源,到了现在,政策上虽然给理学平了反,可是在民间依旧难以恢复名誉。似乎凡是力学所善的,都是罪恶;凡学理学的,都是伪君子,甚至近日在和人讨论时,竟然把汉奸的产生,也归罪到了理学上面,这让我实在是无法接受!

  众所周知,要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可能依靠强权和暴力,而只能依靠共同的信仰或共同的文化(多数时候是两者共同作用)。同样为人所周知的是,中国,是一个对鬼神信仰淡薄,或者说以儒学作为信仰的国度。至于文化,作为中华五千年凝聚力基础的文化,它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儒学以及后来的理学。文化,及文化所代表的伦理道德,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人(没有或缺乏正常道德观念的人也就是流氓),是最危险的人,对他们只能依靠法律来约束,而当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仰的准则、道德的伦理,那法律也就再没有了约束力,因为,法不责众(文革是个好例子)。就算是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法治也还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其基础依然是根植于大众心中的道德标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请参考《200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考试参考书第227页的相关内容)一门流传多年的显学,固然免不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可要说会变成万恶的源泉,也实在不可思议!

  此一理论最基础的论点在于,理学是软骨病发病的根源。这一点,恕在下无法苟同:在理学产生的宋代初年,阁部重臣甚至还能和皇帝坐而论政;而就算是在理学最昌明的明代,因为顶撞皇帝而被活活打死的大臣也写满了史书,一代大儒、心学的创立者王守仁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赶出了中央,这固然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政治的耻辱,却也同时是气节的见证,试问在这里哪里看得到一点软骨病的影子?理学会产生软骨病的说法,实在是说不通。

  软骨病产生的根源,应该在清代。满人奴隶们翻身作了主子,怕极了新的奴才们起来造反,于是一方面大搞奴化教育,让人们习惯于当奴隶,而另一方面,把八旗那一套完整的奴隶制照搬到了朝廷里面,从此,所有的大臣都变成了皇帝的奴才,这样,才会有软骨病的产生。至于理学,其中的确讲究尊卑、讲究君臣有别,可是从来也没说过君臣之间是主仆关系,相反,总是拿父子关系来做比较,父亲养育了儿子,儿子自然反过来要赡养父亲。因此,皇帝有皇帝的义务,臣子有臣子的责任,皇帝要是尽不到义务,臣子固然应该去劝解,可要是劝不过来,除了死谏,照样有权利“君不正,臣投外国。”或者是“道不行,乘桴游于海”这和全无自由的主仆关系如何相同?理学是讲究气节的,哪里会培养出来软骨病?倒是现在整天放映的清宫剧,实在证明了满族人奴化教育的成就!

  至于汉奸,我早就提出过,“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内奸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免不了的,关于说中国人之中好出汉奸的观点,我无法赞同,我一向认为内奸这种东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中国之所以汉奸多,直接原因是中国人多,所以具体数字也就多了,这和理学有何联系?反对内奸的存在,是包括理学道德在内的所有文化道德的主要成分。汉奸就算和理学有关,也应该是对立关系,怎可能会相辅相成?!这不是笑话吗!

  综观历史,汉奸当可分为三类:

  一,有才能的人士,因为在汉人的朝廷里受到了压抑,施展不出才华,为了一展抱负,从而转投异族、异国麾下。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是古春秋儒者周游列国的遗风;

  二,性格软弱(?)的国人,在暴力的威胁下变节投降;

  三,流氓无赖受利益的驱使,投靠侵略者,卖身为奴,成为汉奸、卖国贼。他们大多数就算当了汉奸,也得不到重用。

  在本文中,我使用了一个划分汉奸时代的断代,这样划分的原则,是因为,汉奸的提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我们强大的时候,比方说汉唐的时候,汉人出仕异国,或者异国人在中国当官,虽然不常见,却也是被大家所接受的事情,他们并没有被当成内奸,甚至在五胡时,北方胡汉杂居,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连豪杰借助异族势力起家,都并不以为耻,如果要把他们称为汉奸的话,也是实在有些勉强。

  汉奸真的遭到唾弃,是在理学发展起来,我们转为弱势的南宋时代,而第一个遭到唾骂的汉奸正是出卖了燕云十六州使北宋受制于人的后晋高祖石敬塘。汉奸概念的明晰,可以说是伴随着理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在此之后,我们才终于知道了华夷之大防,于是大幅度的减少了第一类汉奸的数量,并且把汉奸留名于史,成了人人厌恶遗臭万年的对象(史书记载的汉奸数量增多,于此应该不无关系),重视名誉的读书人此后在出仕异族之前都不得不三思而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理学,实在是一道防止读书人成为汉奸的堤防!而在这以前,读书人如果在本国施展不开的话,换个地方本来是习以为常的,至于老百姓,我管你是谁在统治?只要不把我的耕地变成牧场,我就照样交税纳粮过我的日子,只有在理学普及以后,人们才知道,原来统治者也是有区别的(所以从遗族手里夺回国家的明朝大力提倡理学)我们民族两次被异族完全征服都是在理学诞生以后的事情,而在异族统治下始终保有着民族的独立性,理学也不无微劳吧!至于把亡国归罪于理学更是笑话!蒙古的兴起根本是一场自然造就的灾难,你不可能给另外一个游牧民族一场同样的寒潮!

  而就算是中国被彻底征服的清代,根植于理学的文化抗争也从来没停止过!在满青刚立国的一百来年里,江南士子就算是剃发易服,死后也要一样以汉人衣冠下葬,并保持着不合作的态度,造成了活降死不降的笑话,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抗争吧!直到康熙大举向文化方向发动攻势,这才缓解了这种局面,而伴随了260年的文字狱、奴化教育和乾隆甚至把古籍中提到华夷的地方全部加以删除、修改,这些,都可以说明斗争的残酷,到了中山先生提出最响亮的起义口号就是“驱除鞑虏”这一切的根源莫不在理学,理学又怎样培养汉奸了呢?

  当然,读书人是有软弱性的,古人说“秀才举兵,三年不成”因为读书人往往有家有业(没家没业读不起书)遇到事情往往瞻前顾后,因此他们的抵抗往往停留在文化上,甚至有些把读书当作敲门砖、牟利手段的人干脆成了汉奸,可这并不能说明理学是培养汉奸的土壤,马列主义说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一无所有,这和读什么书是没干系的。

  实际上,读书人就算是作汉奸也往往要瞻前顾后,因此在太平时期的我们根本不必担心这种汉奸,而最可恶的汉奸,却是那些流氓汉奸,他们只看中自身的利益,往往在平常时候把反对异族的口号叫得最响亮(如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对外将领,而王振干脆让皇帝御驾亲征),窃取国家的利益、腐蚀国家的基础,可是一旦失利,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转换角色,披上汉奸的嘴脸。流氓爱国者是决不成立的,因为爱国是道德范畴,而流氓不会尊重大众道德,对他们来说,只有自身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才是我们的大敌。至于攻击理学,不过是流氓横行的那一时代,用来攻击道德的借口而已,理学,是一道爱国的堤防。正因为理学,我们才知道,何谓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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