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我姥爷去参加老干部联谊会的那天上午毛毛的父亲来到了我们家。我姥姥惊慌失措地把他请到了客厅里。毛毛的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了一个多小时烟也不见我姥爷回来。开始他只是和我姥姥聊这闷热的天气，告诉她不久就会下雨的。然后最让我姥姥担惊受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问我姥姥是不是有个孙子叫杜宇琪。我姥姥默默地点点头。“那么您孙子现在住在哪儿呢？”我姥姥没敢回答他。她挥着手臂对他解释杜宇琪是个多乖多听话的孩子，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到后来简直有些语无伦次，连送他出门的时候还以那种乎哀求的口吻对毛毛的父亲讲我们全家都为毛毛的死感到难过。“人反正都死了就别在追究我们宇琪了，不然我们家里也会变得比你们还痛苦。”她说，“我们还是私下里解决吧。”
我姥爷去世的时候不只是我表哥，被我姥姥邀请的毛毛父亲也未能到场。人们在为我姥爷送行的那天他正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顶着秋雨默默地数着在一小时里会有多少树叶被风吹落。什么也不能打乱他辞职后的单调生活。对女儿长时期的依恋在他心中已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一个人不停地漫步在花园鹅卵石路占据了他最后生命的所有时光。偶尔他会坐下来静静地望着对面长椅上热吻的恋人却全然不知回避，直到那对尴尬的男女不得不局促不安的离去他才自嘲般地笑出声来。所幸命运并没有过多地折磨他，不多久他终于死在了湖北荆州。
我将我表哥杜宇琪的酒杯添满。底层的气泡将杯里的野葡萄酒溢出来，紫红色的酒水积成一股细流在桌面流淌，好像要写出几个字母那样曲折地前行。我们漠不关心地听一首歌直到结束。我说我想知道这些年他都在做什么。“写小说，”他托起高脚杯看着我，“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旋转的灯光落在酒杯的表面呈现出各种被染过的颜色。我计算出在前四分三十秒里缓慢移动的灯光始终照不到东南角和西北角，而后四分三十秒另外两个相对的角落则保持着同样的黑暗。我表哥接着写了十分钟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桌面上，之后他的目光就集中盯在某一处想着下一章的细节。他涂满亮甲油的指甲即使在黑暗中也能觉察出闪着荧光。他把这当成时间对他的约束。每次他要写一篇小说时总会在十指涂满亮甲油，告诫自己在最后一丝油迹从指甲上消失前一定要完成这篇。我告诉他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你生出去写作的念头。他举起酒杯尝了一口，回过头冲着吧台向服务生要冰块。在我起身时他才想起他要找的人就是坐在对面的我。“那先别走了，”他笑着说，“因为我想把毛毛的死用心地写下来，而这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做到近乎完美的程度。这是我能给毛毛的最好的补偿，也是我得以解脱的唯一途径。”
公告在黑板上贴了不到一个星期便被一个我们不认识女人扯掉了。星期一傍晚她从聚到公告前互相猜疑的人群中挤进来，不动声色地用小指将风干的公告启下来。似乎她并不想破坏这张完整的白纸，在细心地翘出四角后整张便轻轻落到地面上。她捡起来铺在双膝叠了四折把它放进挎在右肩的红色绒布包里，然后穿过那些目瞪口呆的众人离开。那些对此无法理解的警察在第二天清晨又贴了一张比原先字更大更清晰而且粘得更牢的公告。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派了专人在宣传板的一侧二十四小时守护着。但是那几天实在太热了，尽管大多数人希望尽早见到雨而满心虔诚地去七街从坐在路旁占卜的老人那里买来了各种各样的神像，然而雨却迟迟未被请来。在烈日下守护的警察每隔两小时便忍不住跑到楼后的凉亭喝瓶冰镇啤酒，回来的路上他刚刚转到楼前就看见还在挺远的宣传板上已不知被谁用墨汁将其弄得一片模糊。而接下来警方除了再写一张新公告贴上去之外几乎无能为力。
由于我姥爷时常在晚饭过后的两小时里伏在茶几上盯着玻璃板下的公告沉思不语，星期二下午我姥姥整理房间的时候将那张压了近十天的公告从玻璃板下抽了出来 .她带上花镜在窗前重新仔细读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却忘记眼镜盒被她放到了哪里。她走遍了三个房间和整个客厅也没有找到才躺到床上。我姥姥望着天花板默不作声，我知道她在想整个家庭会从此失去什么。后来她双手捂住眼睛，仿佛在止不住地伤心。就算去年年底我姥姥已请人粉刷过一次墙壁，而现在天花板由于烟雾长时间的熏燎而再次恢复为原来枯黄的样子。“不可能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正派人。”她起身划根火柴点燃了那张令人不安的公告。
我在那年秋天的区运会上没能跑进决赛。我妈妈对此很失望。尽管教练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我接触这项运动的时间太短了，但我明白自己并不需要这样的安慰。在苦练了一个冬天之后的春运会我总算跑出了第三名。靠这份成绩我直升到区里最好的中学念书。体育队很乱，里面的人很杂，大多数队友都已不再上学，他们在不训练的时候便跑到学校门口帮别人打架。我爸爸在第三次把我从迪厅的队友中间拽出来时就作出让我从此离开这里的决定。他拨通教练的电话在一阵吼叫般地责令后语气平静地对那边说：“周贺不再搞体育了。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从没认真想过自己会具有哪一方面的天赋，也绝不会对我爸爸让我放弃体育去学习产生任何抵触的想法。在我爸爸的督促下我度过了自己的中学生涯。我父亲仿佛一位通晓一切的占卜师打我一出生就开始控制我此生要走的路。以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电影院里凑着我的耳朵低声说她发现原来我是个很本分的人。我不清楚这有什么不好的，就好象我始终弄不懂我表哥杜宇琪又为何那么叛逆一样。我觉得既然我爸爸已经为我设计好了一生的道路，我就不该再有理由去过那种与他的意愿相背离的生活。
我和我表哥偶然遇见后的几年里我总是在想我们的差距为什么那么明显，以至于我马上就向着他那里行走一辈子也无法到达他那一侧。他从大学消失后的前三年里我舅舅偶尔会收到他没有回址的来信。这些信居然一改他往日的忧伤以一种令人愉悦的笔调记述了他路上的各种见闻。我那敏感的舅妈仅仅从结尾的一句“渐渐忘掉那个有负于你们的孩子吧”就断定杜宇琪的生活要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我舅舅按照信封右上角隐约可见的邮戳上所标明的城市带着我舅妈登上火车去找我表哥。他们一一到了每个印在邮戳上的城市，仿佛一路上都在追随着我表哥的踪迹。在长沙他们骑着一辆自行车问遍了所有能够过夜的地方，在重庆的盘山道他们险些同那台租来的摩托车一起丧命于深涧之中，在上海他们有些卤莽地闯进每一家酒店进行搜寻，望着杭州碧绿的西湖我舅妈终于绝望了。她不得不承认她的儿子——我的表哥杜宇琪彻底从这世上消失了。